想,有慷慨、有冲劲,却不长于思考;感觉敏锐,却禁不起刺激。凡此都是最不适宜搞政治的性格;而汪精卫偏偏无自知之明。
许多人觉得这是切中汪精卫病根的话,但没有个人敢跟他说;当然也不会拿这篇文章给他看。但因为有这些评论,以及顾孟余不闻不问,陈公博坚决反对的情形在,所以有些人决定在干部会议中保持沉默,仔细观望。
到会的干部,济济一堂,有五六十人之多。汪精卫的态度很平静,只说为了挽救危亡,不得已挺身出来发起和平运动;对应该不应该”组府”希望大家发表意见。
等他说完,周佛海一马当先,主张”组府”首先表示,只要问心真是为了国家,就应当不避嫌疑、不择手段,出而担当大任。他说重庆亦未尝没有人主张和平;而且这种人还不少,不过,他们不敢有所主张,是因为心里存着一种疑惧,日本到底是不是真心求和?倘或能跟日本交涉,取得有利的条件,重庆方面疑虑尽释,响应和平运动的人,将会风起云涌。
最后便提到现实问题了。这么多人从重庆出来,赤手空拳发起和平运动,如果不组织”政权”怎么办?周佛海只说安全没有保障;实际上人人都明白,偏独安全,连生活都成问题。总不能说老由日本人接济;那一来更坐实了汉奸的罪名,而且是日本人”御用汉奸”
其中确确实实也有怀抱天真的想法,为汪精卫的”理想”所感动,不顾”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来从事和平运动的;此时将周佛海的话仔细体味了一下,不由得大为泄气——事实俱在,搞”和平运动”已变成一种职业;”组府”不过是找个啖饭之地,这跟落草为寇,有什么两样?
在何炳贤,也发现了一个事先应该想到,而不曾想到的,极现实的大问题:要人家停止”组府”可以;”善后问题”不是起陈公博一句”我来设法补救”可以解决的。也许来自重庆及其他内地的人,还可以”归队”;在沦陷区就地招兵买马这件事怎么说?如果中止”组府”由兴亚院拨来的”盐余”立刻就拿不到了。且莫道”天涯阵阵嗷鸿苦,说与哀蝉傥未谙”;光只眼前,纵有”落叶”作薪,奈何无米为炊;汪精卫总不能与”去潮俱渺”一走了之。
话虽如此,仍不能作明知岂不可为而为之的抗争,何炳贤强调陈公博”国不可分,党必统一”的原则,以为在抵抗外敌侵略时,国内决不能有分裂的现象;而有光荣革命历史的的”汪先生”只发表国是主张就尽够了,决不应该进一步从事于可为举国所误解的工作。
周佛海的辩才也很来得,而且学过唯物辩证法的人,通常都有一套很巧妙的逻辑,只要一不小心,落入对方逻辑的圈套,往往越说越拧,全是对方的理。
所以何炳贤唇枪舌剑,奋勇进攻,仍然无济于事!最后一场无结果而散——所谓”干部会议”只是一次周佛海与何炳贤的辩论会而已。
铩羽而归的何炳贤,大为丧气;陈公博反倒保持着几分乐观,他安慰何炳贤说:“不要紧!如果我什么都不参加,我想汪先生还不致于一意孤行。”哪知道,上海传来的消息,证明陈公博的想法完全错了。首先是汪精卫由虹口搬到了”越界筑路”的沪西愚园路1136弄,住的是前交通部长,贵州人王伯群的房子。王伯群当过大夏大学校长,迎娶大夏校花保志宁,是上海滩上一大艳闻;愚园路的华厦,便是藏娇的金屋;汪精卫假此作公馆,是由大夏校长傅式说居间而借住,还是借日本人的势力强加征用,是一个谜。
传来的第二个消息,更使得陈公博忧心忡忡,汪精卫终于在5月的最后一天,由上海大场机场搭乘日本陆军的专机,飞到了横须贺军用机场,再改坐汽车,直驶东京。除了已正式担任日本与汪精卫之间的联络人,并正式在上海组织了”梅机关”的影佐祯昭,及犬养健以外,还有日本驻华的外交官清水董三、矢野征记,表明这一次汪精卫的东京之行,是日本政府的正式邀请。重庆的《中央日报》发表了第一起谴责汪精卫的文章,说他的行为,与敌机空袭时,在地面施放信号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