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制于次官东条英机;石原莞尔被逐出参谋本部,在关东军司令部当副参谋长;七七事变”不扩大派”的多田骏孤掌难鸣。就在这样的态势之下,汪精卫仍不肯知难而退;但事实上是骑虎难下。
未与官方接触以前,首先要”拜码头”汪精卫跟日本人的关系不深,但有个人不能不拜访,那就是国父的老友头山满。
头山满出生于福冈藩士家。明治维新后,属于所谓”不平的士族”萨摩系的领袖西乡隆盛,为了转移不平士族的注意力,倡导”征韩论”;但为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所反对,因而引起”西南战争”;西乡隆盛兵败切腹自杀。不平的士族越发不平,要求开设国会,让民众亦有参与政治的机会。这个运动早在”西南战争”以前便已流行,倡导最力的是土佐藩士出身的板垣退助,明治7年首创”爱国公党”为日本破天荒的第一个民主政党。
不久,”爱国公党”在党政者的压迫之下不得已而解散;板垣退助回老家高知县另创”立志社”;一时民间政治社团,风起云涌,由土佐流行至各地;头山满与其冈浩太郎所组合的是”向阳社”后来改名”玄洋社”初意倡导民权;后来渐渐变质,成为一个极右派的组织,主张对韩国及中国扩张;主要的原因是,国会开设以后,玄洋社获得了北九州的煤矿经营权——民权与特权是极不相容的;玄洋社为了保护他们的特权,便不能不与军阀勾结。同时煤与铁是不可分的,炼钢事业发达,煤矿才能大量开采,煤价亦可提高;而炼钢事业要发达,就必须多造枪炮;枪炮要有出路,便只有发动侵略,制造战争。大仓喜八郎的八幡制铁所,恰是北九州工业的重镇;它也正就是头山满与大仓喜八郎合作的结晶。
日本人向来喜欢推行”两岸外交”政府如此,民间亦然。头山与大仓的”国民外交”殊途而同归于”大陆政策”大仓联络盛宣怀,头山则结交革命志士。但他不肯出面,因为一则由倡导民权而把持特权,自觉无颜见人;二则他必须隐瞒与大仓的关系,亦就是掩护大仓在中国的工作。如果盛宣怀知道大仓喜八郎的伙伴头山满是革命党的同情者,那就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让汉冶萍公司与八幡制铁所打交道了。
但头山满的时代,其实早就结束了;因此对汪精卫根本不能有何助力。甚至跟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的会谈,除了获得了一句”继承近卫内阁的精神、予以协助”的空头保证以外,亦别无收获。
原来日本对汪精卫的基本态度,已经在”五相会议”中作成了决定,他并不是日本唯一愿意”合作”的对象;所看中的目标,至少还有一个吴佩孚。同时,日本绝不希望汪精卫组织”统一政府”而以南北分治为原则;北尤重于南,日本”以华北为日、支两国国防上、经济上的强度结合地区”换句话说:始终不脱统制派预定的步骤,先是”满蒙分离”;继之吞食华北五省。此外,还有一个原则,不论汪精卫还是吴佩孚组织新中央政府,必须先接受”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
因此,汪精卫此行要想有具体结果,非得跟陆军打交道不可。经过影佐奔走,陆相板垣征四郎决定和汪精卫作一次会谈。事先,汪精卫提出一个名为”关于尊重中国主权之希望”的文件,希望”中央政府”中不设顾问;军事方面的顾问,不限于日本将领,亦可起用德意两国人;以及日本在占领区内所接收的中国公私有财产一律发还。
但在会谈时,板垣对这个文件根本不作答复;反提出好些问题,要汪精卫解答。
“过去一国一党主义的弊害,可否藉此机会作一个清算?”
板垣是指执政的国民党;汪精卫以”国民党元老”自居,理当对所谓”一国一党主义的弊害”这句话有所辩解,但他却是这样回答:“我赞成。这次组织政府,我准备网罗国民党以外的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无派人士参加。”
“临时和维新两个既成政府的人士,忍受诽谤来促进日华和平,如果一日全部取消,在日本觉得过意不去。”板垣提议:“可否把临时政府改为政务委员会,维新政府改为经济委员会,作为局部处理中日关系事项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