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不能救战事扩大未来惨痛之遭遇。如尽早能作结束，我或能苟全于世界变局之外，多树与国，暂谋小康，只要国人认识现状，风气改变，凡事实事求是，切忌虚骄，日本亦不能便亡中国。三五十年，吾国仍有翻之一日。”

不过，汪卫忏悔之余，确有补过之心；而胜于”安福余孽”之只求个人的利益，亦自有事实可以证明，他说他：“可为渝方同志稍述一二，俾互知其甘苦者：一为恢复党之组织与国父遗教之公开讲授；一为中央军校之校门，以及铭

至于他的”政府”突然”对外宣战”亦知”贻笑外”？殊不知”弱之国，万无同尽可能，有之则以我为饵”汪卫说他是利用这情势，作为与日本争主权、争资之一权宜手段，对英实无一兵一矢之加。接着便谈到”解除不平等条约与收回租界等事宜，得以因势利导”终告实现，这是他可以引为快之事。当然，这是他的仆人之谈；因为他不会不知国与中国谈判重订”平等新约”日本便不能不抢先有所表示的事实。

“人之将死，其言也哀”；汪卫一生大言炎炎，只以一着错，满盘输，到此亦不能不低声下气，作品取历史矜怜的哀鸣：他说：“铭盖自毁仆人格，置四十年来为国事奋斗之历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计非此险局危策，不足以延国脉于一线。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国土重光，辑抚亡，难难余生，有识者亦必以兆铭之腐心为可哀，尚暇责铭自谋之不当乎？”

所谓”负责任”是说他从民国21年，就任行政院长，十几年来以”火坑”自誓；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瞻望前途，今日中国之情形，固犹胜于戊戌瓜分之局，亦仍胜于袁氏二十一条之厄。清末不亡，袁氏时亦不亡，今日亦必不亡。兆铭即死，亦何所憾！”

由于汪卫对日本的战事，所知的真相不多，所以虽认为必败于国的”海空两权”但却用了”摇瞻”的字样；即是”遥瞻”还来得及补救，”如能早日觉悟及此，以中国为日谋和之桥梁，归还中国东北四省之领土主权，则中国当能为之勉筹化戈为玉帛之良图。国父之远大主张，便能一旦实现。”

由此，汪卫检讨了他的对日涉，虽是”与虎谋”却有两方面可谈。

所谓”险局危策”充其量只是争取”息之机”；他说：“铭之主张，其基本之见解：为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日本本之矛盾重重，必不致放弃对国府之利用，及知岂不能利用，我已得息之机。”这话跟他以前的言论是有矛盾的，以前他说：“我看透了，并且断定了中日两国明明白白战争则两伤；和平则共存。”现在却说：“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无论古今中外，以倾国之师而不能亡邻国，则必自亡而后已。这是事实上承认抗战政策，完全正确；但无法改，只好说是他的求和，是为求得邻压境的”息之机”宛转自辩的心情，当然是可想而知的。

二是民国21年淞沪协定签订时，他两任行政院长，”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而我之对日，仍有全国立场。日本自维新以后，号称民主，而天皇制度之下，军人有帷幄上奏之权，自清末两次得利。固已睥睨于一时；民初对我大肆横欺，至华府会议，始解剖厄，固已碍于英之集压迫，早乘衅而动矣。”

提到国父的主张，正好顺便表白，他说：“今兆铭六年以来，仅能与日人谈国父之大亚洲主义，尚不能谈民初国父之主张，即因日本人军人品焰张，而不知亡国断之可于俄顷者。”同时，他也忧虑日本军人战败后的态度，”中国目前因中之联合，固可站稳，然战至最后，日本军人横决之思想，必使我国土糜烂，庐舍尽墟，我仍陷甲辰乙巳日俄战争之局面，丝毫无补实际。日本则败降之辱，势不能忍，则其极右势力与极左势力必相激，而倾于反之一念，则三十年后远东局势，仍有大可虑者也。”

这两段话，说得少气没力，还不如不说。但以下有段话，却很动听：“国父于民国六年欧战之际，著中国存亡问题，以为中国未来，当于中日三国之联盟求路。盖以日人品狭而重意气，然国父革命，实有赖于当年日本之若志士，苟其秉国钧者能有远大光，知两国辅车相依之利，对我国之建设加以谅解，东亚前途，尚有可为。国对中国夙无领土野心，七十年来，中国人民对之向无积愤，可引以为经济开发，振兴实业之大助。”

一是”国府目前所在之地区为沦陷区，其所代表者为沦陷区之人民；其所涉之对象，为沦陷区中铁蹄蹂躏之敌人”因此，他如”涉有得，无伤于渝之规复；涉无成，仍可延缓敌人之攻。故民国三十年有句云不望为釜望为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