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战、武汉会战、安庆攻克战、广州攻克战以及海南岛作战等。他创作了《麦与士兵》、《土与士兵》、《花与士兵》等三部长篇小说，站在军国主义的立场上美化侵华日军、丑化中国军民。其作品发行上百万册。日本国内评价说：“具有公正而又纯正的文学感觉的战争文学作品，在日本诞生了。”火野以“士兵三部曲”获得了朝日新闻文化奖、福冈日日新闻奖，成为天皇最赏识的御用作家。

火野苇平、石川达三、林房雄、佐藤春夫、多田裕计、太宰治等为侵略战争摇旗呐喊的日本作家，是日本战争文学的主力军，也是侵略战争的煽动者和鼓吹者，是所谓“思想战”、“宣传战”的主体，是日本对中国等被侵略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的先锋，他们起到了“枪部队”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与日本的文化侵略针锋相对，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后来“文协”随同国民政府迁移到了重庆。“文协”的四十五位理事，涵盖了中国大部分的优秀作家，其中有老舍、巴金、郭沫若、茅盾、夏衍、胡风、田汉、朱自清、朱光潜、郁达夫等人。老舍在坚持创作抗战文学的同时，长期负责“文协”的日常工作。

“文协”在全国各地组织了几十个分会，出版了会刊《抗战文艺》，从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创刊，到一九四六年五月终刊，先后出版了七十一期，四贯通抗战的唯一刊物。

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蜕变。他们走出书斋，走向抗战的广阔天地。抗战文艺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崭新阶段，萧红的《呼兰河传》、曹禺的《北京人》、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夏衍的《法西斯细菌》、郭沫若的《

屈原》都是其中的优秀之作，它们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意志。“救亡”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当年优雅的“雨巷诗人”戴望舒写下了像鼓点一样的诗句：

“祝福！我们的人民

艰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

苦难会带来自由的解放。”

这是另外一个战场，一个静悄悄的战场。这个战场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弥漫的硝烟、呼啸着炮弹的前线。

中日之战，表面上看是军队之战、武器之战、政府之战、国力之战，而根子里则是文化之战、教育之战、精神之战与心灵之战。因此，注定了这是一场持久的战争。落后的中国，用一种坚忍不拔的姿态来捍卫自己的生存；相反，自称“东亚文明先驱”的日本，在光鲜的现代化外表下面却是根深蒂固的野蛮与残忍。

比德国对欧洲的占领更加恶毒的是，日本人在战争中对中国的大学、报馆、古迹、学生、文化设施等加以毁灭性的破坏和打击。南开大学、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这些具有象征性的文化机构，先后都被炸弹炸得片瓦无存。日本侵略者知道，要摧毁中国军民的意志，首先就要摧毁中国的文化命脉。

在中国的一百零八所高校中，九十一所遭到破坏，十所遭到完全破坏，二十五所陷于停顿。抗战期间，一百零六所大学内迁，迁徙次数多达三百余次。

“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大红楼，被日本宪兵队长期霸占，成为迫害爱国人士的巢穴。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博士、天津耀华学校校长赵君达被日伪特务暗杀；鲁迅遗孀许广平、燕京大学教授张东逊、苏北教育家宋泽夫等人被日军逮捕，受尽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