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中心小学”“希望在二十年内造成十六万模范的小学生，务使在每一个小学生脑筋里只有日本人是他们理想中的朋友”

日本驻上海市联络官村田孜郎也提出长久统治中国的建议：“二十多年前，我在支那内地视察的途中看到，受抗日教育的支那小学生认定日本为侵略国家，并大骂特骂日本。从那时起，过了二十年的今天，这些人已经奋战在抗日第一线了。目前在和平政权下进行的亲日教育也必须等到十年后，或者二十年、三十年后才能作为民族意识发挥作用吧。所以说，有必要和学校教育结合起来，依靠魅力人物和有吸引力的口号逐渐获得民心。”

日本侵略者深知，仅仅占领土地和山河，并不能实现对一个民族的征服，更为重要的是征服这个民族的头脑和心灵。而要征服头脑的心灵，就必须控制教育和宣传命脉。于是，日军所到之处，以极高的效率改造或建立教育和宣传机构，以此来实现对中国青年一代的奴化教育，实现对中国永远的占领和吞并。

王宪尧毕业于伪满“新京国民高等学校”裴素云毕业于伪满“新京第一女子国民教育高等学校”对于当年日本在东北的奴化教育，这对夫妻都有深切的体会。后来，裴素云曾经在伪满“自强学校”任教，这所学校的校长虽然是中国人，但大小事务都被担任副校长的日本人斋藤所控制。由于无法忍受日本人的飞扬跋扈，裴素云后来愤然辞职。

在陪都重庆，在敌机轰炸的警报声中，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写下了《炸弹下的中央大学》一文：

“民国二十一年我到中央大学就职的时候，常以十九世纪初叶柏林大学所负的责任来互相砥砺；至今回想，去这理想还不知有多远。我当时并且以找着对手来抗日的理论，勉励学生。我认为敌人的称强，不是一方面，而是多方面促成的。”

这位昔日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认为，在文化教育领域，无论是言传身教的教师还是求知若渴的学生，都在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强弱。

“千秋耻，终当雪；

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希前哲。

须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是西南联大的校歌。抗战期间，以西南联合大学为代表的中国高等院校的师生们，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让文化得以薪火相传，让学术得以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