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知我们只有改革才能生存下去。”

甲午战争的悲惨结局、洋务运动的破产、以及由无能的统治者带给国家的耻辱，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思考苦难的原因和摆脱苦难的方法。从一八九六年到一八九八年间，中国开始把日本作为样本，从地方上启动了进展缓慢的政治、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改革。

学者、官员和绅士开始在各省各大城市提出修改儒学为基础的教育课程；各地精英学子组织的学社，在此期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横跨省界，为数七十五个；新办的报纸全国约六十份，尤其以湖南为有声有色。始于一八九五年的各省自强运动，在前驻日参赞、诗人黄遵宪和青年学者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下，进入了根本性的阶段，鲜明地凸现出要求以日本明治维新的内容作为中国改革的样本。

这场改革很快由地方向中央推进。维新派知识分子选中了刚刚亲政不久的光绪皇帝作为他们心目中的“明治天皇”

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研究，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写下了《日本变政考》。康有为分析说：西方经过五百年才实现的近代化，日本仅仅通过二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速度之快全球从来没有过。明治维新成功以后，日本向北方拓展开发虾夷，向南方派兵灭亡琉球，向东方出师威胁朝鲜，向西方遣将夺取台湾。日本已经成为一个能够与欧洲的德国和法国相抗衡的世界级的强国。中国要想免于灭亡，必须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

一八九八年五、六月间，康有为将此书呈送光绪皇帝。光绪皇帝认真阅读此书，毅然决定变法图存。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事诏》，由此开始了百日戊戌维新运动。

然而，中国没有自己的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中国只有一个性格软弱的、权力有限的光绪皇帝。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保守力量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一艘大船要想

在一个小河湾里调头，一定比一艘小船困难得多。

一八九八年九月，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以非官方身份来中国考察改革情况。许多维新派人士希望利用他的影响力推进中国的变法。英国传教士、京师大学堂西文总教习李提摩太甚至奏请光绪皇帝，建议任命伊藤博文为中国首相。

九月二十日，光绪皇帝接见伊藤博文。这次接见加剧了“帝党”与“后党”的矛盾，也加速了戊戌变法的流产。就在伊藤博文觐见皇帝的第二天，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收回权力，并大肆追捕和杀戮维新人士。

中国还是没有觉醒过来，这头狮子只是伸伸懒腰又沉睡了。曾经多年执掌中国海关大权德英国人赫德在日记中写道：“翁同龢问我是否还有时间去做我曾经建议加强中国国力的措施，如改革、陆军、海军、财政、吏治等。我告诉他们，一切取决于他们将来能实实在在地做些什么：如果他们决心明天开始就正经着手改革，今天的损失是无关紧要的；然而若是根本无意推动改革，今天的损失就毫无意义，只是向狼群投掷一片片的肉，使它们暂时不追上来，直到把马累死为止。”

两年以后，中国又遭受了一次更加沉重的打击。这一次参与打击中国的依然有日本在内。在由义和团运动所引发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最冷血和最残暴的军队是日本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