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便率领一百多个志同道合的青年，分别到德国、法国、英国去学习。有的学政治工商，有的学海军陆军，学成归国之后，都成为国家地栋梁。于是，日本的政治起了巨大的变化，日本开始雄视东方。

日本是一个现成的老师，日本也是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化的桥梁。到日本去留学，确实如张之洞所说，可以事半功倍。一九零零年到一九一二年间，日本是年轻而有抱负的中国人出国寻求现代教育时首选的目的地。在日本学习比较容易，费用不高，而且生活也要比欧洲和北美舒服。日本专门开设了为中国留学生进行短期培训学校，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兴文书院和同文书院。

日本人以对十九世纪知识资源的充分了解，以作为亚洲代表的特殊形象所具有的强烈而不无激情的意识，进入了二十世纪。

世纪转换之后，日本人为中国及其他亚洲学生提供了比书本知识更多的东西。日本也是一所生活方式的大学校，在日本，中国人能学到现代世界文明公民应有的社会习惯。正如梁启超所说：“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

中国留学生在横滨、神户或长崎一登岸，就急急忙忙剪掉标志着政治和文化粗俗野蛮的辫子。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他们对自己模棱两可的处境很敏感。一方面，日本从与西方列强相比的不平等地位摆脱出来的惊人成功，是中国人要效仿的榜样。另一方面，中国留学生到达东京时，日本已经是帝国主义俱乐部中完全合格的成员，日本宣传机构正在冷酷无情地嘲弄留着辫子、傻头傻脑的中国佬。

初到日本的中国青年，一般都会经历一段“文化震撼”的心理过程。如何适应一种更加文明卫生的生活方式、如何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和民族尊严，是每一个中国留学生都必须面临的难题。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留日学生数量的起伏波动，成了中日关系升降变化的晴雨表，但一般趋势是上升。

一八九七年留日学生不过数十人，而到了一九零二年至一九零三年的冬天，官方统计的留学生已达七百六十三名。从一九零四年到一九零六年，留学热潮达到了顶点，增长的原因主要是日本战胜了俄国和中国废除了科举考试。据估计，这几年每年留学日本的学生人数达到了八千人，超过了到西方国家留学人数的总和。他们都非常年轻，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五岁左右。三分之一以上的留学生曾经是士官学校的士官生，去那里的投考者是为进入日本军事学院作准备。

当时担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是积极推行新政的地方大员。袁世凯制定了派遣官员到日本游历的具体措施，其中明确规定：“实缺州县人员，除到任已久、未便令离职守外，其余新选新补各员，未到任以前，酌给津贴，先赴日本游历一个月。参观行政、司法各署及学校实业大概情形，期满回国，然后饬赴新任，并责令呈验日记以证心得，数年以后，出洋之地方官日见增多，庶新政不致隔膜。”这一政策的推行，使得直隶成为各省中改革的先锋。

二十世纪初，日本对中国的影响遍及各个方面：中国的教育、军事、警察和监狱系统、法律、司法和宪政改革，都是以日本为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