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时代，朱学说成为当时的正统思想，被视作“国学”随着基础教育的普及，中国思想也影响到一般民众，中国的古典世界同时也成为日本人的知识宝库。朱学说不仅

甲午一战，中国陷崩溃之边缘，而日本一跃为亚洲第一国。《关条约》之割让国土，使得台湾沦丧长达半个世纪；赔偿款，使得清廷财政濒于破产。相反，日本得到台湾，使之成为侵略中国大陆的板；获得额赔款，乃兴办教育、振兴军备，犹如再次注一针兴奋剂。两国的近代历史由此改写。

一八八八年秋，黄遵宪带着《日本国志》稿本北上京。当时，总理衙门章京袁昶看了之后，认为此书“翔实有”赞赏不已。然而，黄遵宪很快被任命为驻英参赞，后来又转任新加坡，没有机会留在国内从事他的政治改革计划。

对于满清王朝来说，甲午战争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战争。战前，迂腐的士大夫们本不把小小倭寇放在里。然而，惊心动魄的消息陆续传来：在黄海、朝鲜和满洲，中国军队在海陆两路都遭受了可怕的失败。这场战争注定了要以一极不面的方式结束。

日本历史学家安藤彦太郎在《中国语与近代日本》一书中指：“明治以来，日本一方面看不起现实的中国，另一方面对古典世界中的中国甚为尊重。这分裂的中国观起因于日本自古以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后期则有五百人，最多时候多达六百多人。在遣唐使中现了许多为中日两国文化作过重大贡献的人。阿倍仲麻吕长期在唐朝廷中任职，最担任过正三品的镇南节度使。他是李白和王维的好朋友，互相之间经常诗歌唱和。吉备真备将《唐礼》带回日本，日本廷的礼仪均仿此制定；空海将佛学真谛带回日本，开创了日本的山岳佛教。

“前曾是伤心地，一到维舟万集。逾百年来多少事，帆楼下晚涛急。”梁启超的《关夜泊》一诗，写了帆楼谈判在两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意义。

近代第一个自觉地把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当作老师来看待的知识分是黄遵宪。一八七七年，黄遵宪以参赞份随同清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赴日本。他在公务之余搜集日本历史资料，特别是关于“明治维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资料，用九年时间，呕心沥血地完成了《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

在战局无法挽回的情况下，满清重臣李鸿章带领儿李经方及随从上百人，赴日本关与日方谈判。这位权倾一时的洋务运动领袖、中国近代海军的缔造者，此时陷了他人生的最低谷。幽静的日本海滨小城下关，留下了一条小小的“李鸿章”

当时，两江总督张之召黄遵宪回国协助改革，黄遵宪在南京将已经刊印的《日本国志》示，张之读了之后叹说：“此书早布，省岁币二万万。”

李鸿章回答说：“当时我听到阁下的观就表佩服，并且对阁下在日本推行的改革表羡慕。然而，我们国家的传统包袱太重，很难推行改革。十年过去了，一切依然如故。我对自己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到惭愧。贵国的士兵和军官，照西方的方法训练，战斗力很；贵国的政治，也呈现日新月异的面貌。我这次在北京与国内的知识分讨论，更

黄遵宪在《书成志》一诗中说：“千秋鉴借吾妻镜”显然他希望满清王朝能把日本明治维新当作借鉴，推政治改革，挽救国家危急。《日本国志》是一本近代研究日本的集大成的著作，又是提倡仿效日本变法维新的重要著作，它直接影响了此后的戊戌变法。

仅被视作中国哲学，而是被看成一世界观。

儒家文化的德规范在某程度上成了多数日本人的行为规范。从日本最早的学校寺屋到幕府末期的藩校，所用的教材几乎全是中国的古典著作。《论语》、唐诗对上层日本人而言，已然成了日本自己的古典文化。

以奈良、平安时代的律令制为代表，日本的许多制度文化都是仿效中国而来的。从大化革新到德川时代，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政治、社会制的形成起了关键的作用。

近代以前的中日关系是中国文化圈内朝贡系的典范，尽现过倭寇扰中国东南沿海的曲，但日本一直把中国当作最好的老师。近代以来，中日之间“老师”与“学生”的地位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逆转。中国对这一逆转反应迟钝。

参与谈判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与李鸿章是老朋友。在正式谈判开始前，伊藤询问：“早在十年之前，我在天津访问的时候，就与阁下谈到了改革的事宜，为什么直到现在贵国还是没有一改变呢？”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人真正认识到明治维新的意义和价值，却是在甲午战争惨败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