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船各制，亦事事讲求”但又坚持“政治之大者，如礼乐文章之类，则自有圣教可遵，千古不废者也。”这种抱残守缺的顽固思想，可以看出中国的洋务与日本的维新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异。

在被迫开放国门之后二三十年间，满清的决策层依然对于派使节出洋充满踌躇。在统治者心目中，西方文化就好像传染病毒一样，如果外出的使节沾染上了这种病毒，就有可能将它传遍纯洁而宁静的中央之国。

而日本在被迫打开国门之后几年间，就毅然决定派遣使节到西方世界观察动静，学习先进文化。日本统治者愿意遵守欧美资本主义列强所建立的国际秩序，让自己尽快跻身其中，由一名被凌辱者转而变成平等的一员。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中国却要等到二十世纪末期才明白过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首席代表龙永图，曾经打过一个很好的比喻：“要参加奥运会篮球赛首先就必须承诺遵守篮球赛的规则，而不能一进球场就说：‘篮筐太高，是按照西方人的标准设定的，得把那篮筐降下几厘米来适应我们，否则就是不公平竞争。’想加入世界主流，首先就得遵守国际通行的规则，然后才能谈改变规则的问题。”这一“恍然大悟”比日本足足迟到了一个半世纪。

一八五九年，中日两国都面临着与英、法、美等西方列强就上一年所签订的条约交换批准的问题。

中国与西方国家所签订的条约都规定，应当在中国的首都办理此事。满清王朝对此顾虑重重，当然更不会同意派使节到对方的首都去展开外交活动。

相反，在与美国的外交中，日方却主动要求以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换约地点，并及时组成了一个庞大的使团，远渡重洋出访美国。日本使者不仅完成了既定的任务，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国家利益，而且还在一八六零年会见了美国总统。这种勇于迈出国门、到对方的政治中心去展开外交活动的做法，同满清统治者的消极、被动、无所作为形成了鲜明对照。

一八六八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新政权以天皇的名义发布《五条誓文》，明确提出要“求知识于世界”

一八七一年，日本决定派遣“欧美使节团”以岩仓具视为正使，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为副使，新政权中大藏、工部、外务、文部、司法等部门的主要官员几乎倾巢出动。他们先到美国，然后转向欧洲，访问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等，历时一年零九个月。日本政府认为这次出访意义重大“内治外交，前途大业之成败，在此一举”

岩仓使团的官员们参观了西方各国的政府机关、议会、工厂、法院、报社、医院、学校等。“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回国之后立即写出《有关殖产兴业的建议》，他指出：“大凡国家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在于是否勉励人民之工业。”

木户孝允格外关注西方的教育，他在给文部省官员的信中写道：“我国今日之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我国今日的开化不是真正的开化。…日本人决非与今日欧美之人有异，唯在学与不学。”与使团随行担任记录的久米邦武将沿途的笔记整理成书，标题为《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该书中的许多内容成为日本人的必修教育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