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意义的立宪。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知识分子在阅读卢梭的著作《社会契约论》，在东京和大阪的书店里能够找到莎士比亚的戏剧和托尔斯泰的小说。而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们才开始得到日本人这种文化冒险精神的好处。

日本在进行自强运动的同时，也企图仿效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策略。当年，在外部压力下日本政府被迫签署了日美、日俄等修好条约之后，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阴对此评论说：“吾方决不毁约，失信于戎狄”但在另一方面却宣称，应当“养国力，割易取之朝鲜、满洲、支那”

明治维新初见成效，日本政客就宣称，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政治仍然不整，内有长毛之扰，外有英法之侵…以今日之形势论，宜先出师，取清之一省，而置根据于东亚大陆之上，内以增日本之势力，外以昭武勇于宇内。”

明治维新百年来，日本的近代史清晰地划出了这样一道弧线：在“脱亚入欧”的近代思潮的刺激下，日本在亚洲率先成功地转向了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处于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又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负面影响，再加上狭隘的岛国心态，使日本的发展道路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历史悖论：源于反感并抗争西方强权的心理，却在政治的、经济的各种利己情势的合成下，最后选择了模仿西方殖民者强势扩张的经历，催生出了东方式的帝国主义殖民道路。

日本近代化的成功，尽管让西方人惊讶不已、让中国人羡慕不已，但日本的近代化是一种“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近代化。

所谓“先天不足”是说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天皇崇拜、武士道精神、蔑视生命的观念等，并没有在这场洗礼中得以清除和更新；所谓“后天失调”是说日本在学习西方的时候，仅仅着眼于军事和技术层面，并没有深入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等基本价值观之中。因此“明治维新”产下的是一个畸形的婴儿。作为最早进入现代化轨道的亚洲国家，日本未能确立个人的权利与责任的观念，也没有建立稳定的文官政府，其政权很快被一群丧心病狂的法西斯军官团掌握了。

由“明治维新”而建立来的日本近代化军队，在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组织形态、战略部署等方面确实与西方军队不相上下，但日本统治者却拼命向士兵的头脑中灌输武士道精神的毒素，使得这支军队成为虎狼之师、恶魔之师。

一九一二年，明治天皇死去。在多次对外战争中“荣沐皇恩”的乃木希典大将夫妇，在家中剖腹殉葬。在二十世纪初竟然还出现如此野蛮和愚昧之举，这一事件验证了日本历史学家高桥龟吉的论点：“在维新后的新时代，武士道精神仍然保着指导性的地位。”

明治维新一开始，天皇为了让日本拥有铁甲舰队，不惜花费血本向英国等海军强国购买。因为国库空虚，他毅然宣布：哪天资金没有到位，哪天自己就只吃一顿饭。视天皇为神明的日本国民大受刺激，纷纷省吃俭用捐钱买军舰，甚至出现了妙龄少女不惜卖身筹款的新闻事件。

与此同时，慈禧太后大肆挪用海军军费筹办自己的生日庆典。这个残忍而工于心计的女人，虽然控制了中国政局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却始终不明世界大势和文明走向。她的智慧仅仅限于厚黑学和权谋术，她的骨子里还是一个把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的、顽固而守旧老太太。

颐和园的莺歌燕舞，一时间似乎遮掩了几百公里外威海卫北洋海军基地深深的危机。然而，破冰的那一刻很快就要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