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后者。恢复高考后，张鸣考进北大，从此便选择了一条清贫的但却是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物质世界的匾乏，却也有它的另一面：精神世界的自由。张老师讲东坡的时候，是他最有神采的时候。“村边古道三岔口，独立斜阳数过人。”这是东坡晚年的诗句，饱经沧桑后，坡仙痴心不改，依旧傲骨嶙峋—一那是孤独的极致，也是顽固的极致，这样的人，世间还有什么力量让他低头呢？

军旅生涯的创伤，于我仍然是一个难以驱除的梦廉，于张鸣先生则是重新定义“自由”的参照系。大风吹芦苇，谁能不折腰？自由在这样一个过度喧哗的时代里，已经没有多少人感兴趣了。它如此被人蔑视，又如此容易丧失。然而，总有那么少数人，把自由看得像空气、水和面包一样重要。珍惜自由的只有这样一类人：他们的天性中有对自由的渴求，他们曾经被强力剥夺过自由，尝试过“丧失自由之痛”——一于是，他们便把自由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幸运的是，在北大这个地方自由还能受到人们的尊重，人们自由地选择着自己的生活方式。讲课、听课。读书、写作、思考。欢悦在疏离中得以产生，智慧在孤独中闪烁光芒。

“今人未必比家人活得好。”张鸣老师对宋人作人作文的方式深有考究。工具理性的膨胀，并没有能凸现人的主体性，相反，人更深地陷入茫然无措的状况中。他谈起在两个场合看到的人群。北京站的广场和地铁的入口处，那么多的人，目中无神，面无表情，仿佛处在半睡眠状态。他们只是在走路，为走路而走路。一样的疲惫，一样的呆滞，一样的茫然，尽管天生有美有丑，但美丑背后都是一样的灵魂。“多少年了，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仅仅是衣服漂亮了。鲜艳了，但那不过是衣服而已。”张鸣说，要是一个摄影家拍摄几百幅面部的特写，放在一起，组成一面墙，那太有震撼力了。什么名字也不用取。

上课的时候，张老师穿的常常是旧式的衫子，令学生们仿佛回到民国时代。“只是觉得宽松舒服，倒不是为了出风头。”先生笑着告诉学生。看久了，倒是觉得先生天生就适合穿衫子。有一次，先生理了发，穿上崭新的一套西装，一进教室，调皮的学子们便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笑。先生也笑着对满堂学子说；“我儿子告诉我，爸爸穿西服很精神。”

先生绝对是一个充满“故事”的人，在这样一个先生们“故事”奇缺的时代里，这是一种特殊的扭力。张鸣就像他的茶一样，令学生“闻香识先生”

王岳川

潘光旦先生说过：“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儒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在北大，大鱼带小鱼的景象尽管日渐稀疏，但仍然可以时时被人感觉到，它那动人的扭力是这座校园被无数学子怀念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