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讨苦吃吗？我呢，还是硬着头皮准备我的论文去了。初稿呈上去以后，一直忐忑不安，原来的那一丁点自信荡然无存。过了半个月，先生拿着论文找到我，一张单子上列了好多条意见。他一个接一个地指出我论文的漏洞，听得我面红耳赤，恨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再仔细一点。下来认真一想，这些漏洞，也只有先生才有“法眼”看出来，自己哪能“防患于未然”呢？于是，又静下心来在图书馆老老实实地泡了十多天，修改稿出来后，居然获得了先生的好评。本科生的论文，老师们向来是不大重视的，好些同学的论文、老师仅仅是评个分数罢了。陈平原先生却认真得令学生感动，也令学生有些害怕。因此，那一年的学年论文，只有我一个人选择陈平原先生的题目。

“念小学时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进初中碰上‘文化大革命’；刚刚在书桌前坐下，又说必须‘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制度，这才走进大学校园。”岁月蹉跎，青春苍凉，博士毕业，陈平原已33岁了。然而，博士毕业后不到十年，他已在学术界做出了惊人的成绩。以我浅陋的学识，自然难以把握这些年来先生的学术思路，但我感受最深的无疑有三：一是“20世纪文学史”概念的提出，打破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学科界限；二是对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研究，成功地将西方理论移植到中国文学研究中；三是梳理近百年学术史的工作，为当今的人文科学研究寻找安身立命的根抵。《独上高楼》是先生最好的文章之一，短短数千字，阐述清楚了别人几万字也说不清的大问题。结尾一段话如同寒山寺的钟声，久久地萦绕在我的心头：“既然曾经‘独上高楼’，也已经‘望尽天涯路’，明白坟场后面不一定是鲜花，还没有忘记‘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那就只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选择文学史研究，也就选择了寂寞与冷清，这一点将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而日益显示出来。对于‘实迷途其未远’的年轻学子来说，明白这一前景，还愿意选择古老而苍凉的文史之学，确实当得上‘悲壮’二字。”

那天晚上，久久未眠。半夜起来，泡上一杯茶，窗外是半轮昏黄的月亮。睡在上铺的“兄弟”在半睡眠状态咕味了几句：“你发什么神经啊？”在黑暗中，我觉得我应当分享这份“悲壮”——一仅仅是为了“好玩”

张鸣

几个同学一起到张鸣老师家聊天。张老师对学生十分热情，赶紧让师母泡茶。师母问：“泡哪种茶”？张老师高声说：“泡最好的那种！”言语之中，颇为自豪。泡好茶，师母对我们说：“这可是张老师珍藏了很久，舍不得喝的茶叶。你们一定是他最好的学生，他才这样大方。”

轻轻地啜一口，只觉得芬香沁脾，妙不可言。张老师有意卖个关子，不告诉我们什么茶，让我们猜猜。我们谁也没有开口，心里想：“说错了，不是太没面子啦？”张老师看着我们的尴尬状，哈哈大笑。然后从来人喝茶谈起，历举宋人诗文中关于喝茶的句子，逐渐把我们引入一个诗意盎然的古代世界。这一刻，我才理解了海德格尔所说的“人，诗意地牺居。”谈着谈着，茶已凉。我们欲起身告辞，先生说时间还早，再聊吧。于是，又添上水，又聊开了。我们谈起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名著《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的日常生活》。张鸣老师说，一个外国人能把中国的学问做得这么好，真令中国学者感到汗颜。概括宋代的文化，谢和耐只用了一个词“文艺复兴”不尽的意蕴全在这个词中，比起我们的学者大段大段冗长沉闷的阐述来，不知道要精彩多少倍，这不仅是做学问路数的不同，而是境界的差别。

说起学界的现状，先生有着冷峻而清醒的认识。学术界已逐渐堕落为一个名利场，学术论文则变成赌博场中的筹码。张先生讲起先秦时“二桃杀三士”的典故，而今那些层层上升、名目繁多的官衔、职称，不就是进化了的“二桃”吗？而自谓聪明绝顶、学富五车的学者们，仍然还在“三土”那个鬼打墙的怪圈里转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