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艺术重要，还是“我们”重要？几代中国知识分也百思不得其解。

上古我欣赏刑天，欣赏他断首之后仍舞戚的英姿；中古我欣赏科康，欣赏他刑场奏广陵散的悲壮；近古我欣赏李蛰，欣赏他天牢中挥刀自刎的豪迈；近代我欣赏谭嗣同，欣赏他留下来为求一死的决绝；现代我欣赏鲁迅，欣赏他让海婴“忘了我，好好生活”的透脱；当代我欣赏李敖，欣赏他稳占五百年来汉语写作前三名的骄傲。

以前我很佩服书读得多的人，他们在我的面前宛如庙里的菩萨。后来我发现菩萨是泥塑的，心里顿时凉了。王韬在《微隐漫录伯序》中有这样一段话：“见世之所称为儒者，非虚骄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无所知，而反嚣然自以为足；及而涉世，则使刻险狠，贼乖戾，心阻，有如城府，求所谓旷朗坦白者，百中不得一工。”

我对乾隆这个“明君”的厌恶超过了梁纣等“暴君”

非洲作家也有非洲作家的幸运，他们的独裁者愚昧得有些天真。

有一天，我将欣赏我自己。

尽这是一首最让人

这句话击中了乐观主义者的要害。

小说的命运。

一个人，就要离开他。或说，当你离开他，才会明白你对他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去，桃依旧笑风。”这才是世间最动人的情。

杰姆逊说：“乐观主义，甚至最微弱的乐观主义，只能推荐给那些愿意让人利用和纵的人。”

北大可不这样认为。北大版社近年来的最好的书却是比尔·盖茨写的《未来之路》，这本书与北大无关。北大的教授数目比国任何一所大学都多，但数目却与研究实绩不成比例。

肯尼亚当代最杰的小说家吴奇古，因小说中的反独裁倾向被当局逮捕狱，1980年被迫亡英国。他的《笔杆：抗拒新民时期肯尼亚的压迫》一文，揭了独裁制的‘咱我民”比昔日英国白人的民主义更加可怕。他的小说《一粒麦》、《血之》对非洲的命运作了刻的反思。他的杰作燃争的幸存者）在肯尼亚被查禁，是小说的主人公“迪加里”闯的祸。肯尼亚总统莫依听见大家说，有个叫迪加里的家伙在全国宣传革命，他便下令逮捕这个人。警察领命后折腾了半天，才发现这人个是小说里的人。于是，小说便被禁了。

一个人，不要恋栈他。恋栈的结果无一例外是悲剧。谁能白偕老，谁能海枯石烂？

机，全面查禁明末清初野史为主的禁书，乃是乾隆的独创。徐述（一楼诗）中有“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即被开棺戮尸，果首示众，且让后代孙也掉了脑袋。乾隆严斥江宁布政使陶易：“如此重大案件，全然不以为事，是成何心！”指示办案官员“徐述葬系举人，却丧心病狂，所作《一楼诗》内系怀胜国，暗肆底讥，谬妄悻逆，实为罪大恶极！虽其人已死，仍当剖棺戮尸，以伸国法。郑少秋扮演的笑嘻嘻的乾隆，说得这样的话来么！王锡侯对年时间编成一例新颖的字典《字贯》，因未避讳，乾隆发现直书康熙、雍正和他本人的名字，大怒：“罪不容沫，应照大逆律问拟。”结果，王锡侯斩立决，孙七人秋后决，妻媳及年未岁之为。在乾隆里，人的命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而自己的江山无价。于是，杀人便成了保卫江山不变的正义行为。

学院是伪君最多的地方，一个个作蹈状，一有风草动，便成为画眉的张敞。人没有知识并不可怕，人没有骨气也不可怕，怕就怕那些虽有知识却没有骨气的人。

泰戈尔说：你们不要毁灭艺术。甘地说：艺术不要毁灭我们。

在普林斯顿大学有一句名言：“要么著书立说，要么退职回家”这句话令教授们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普大的传统：一本好书能提大学的声望，反之，一个没有建树的教授将影响学校的声望。

殷海光说过：“当人的思想不通时，需靠固执或依靠权威来维持自己的中心观念；当人的思想不透彻时，容易受市面行的浮词泛语的摇；当人的思想严密且灵动时，他既不需要依靠权威，又不会受到一时意见的摇惑。”中国知识分中，前两类人居多，后一类屈指可数。读书破万卷的经学大师们，没有几个是思想“通”了或“透彻”了的，只好走向权威和大众。“帮闲”并非他们的本意，只是实在找不到自己，姑且这样混饭吃。

舍斯托夫说：“文学虚构是为了使人们能够自由地谈话。”加缨说：“小说首先是一为怀念的或反叛的情服务的智力实践。”由是，小说的命运是悲惨的。

泰戈尔与甘地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