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导下达的小要求：“评论可以写啊，但不能有观。”好在事在人为，这个“第22条军规”并没有完全阻碍我的成长。2002年，在大学毕业六、七年后，我辞去了第一份工作。回想那次辞职的过程，其间不乏惆怅与纠结。在此之前，因为希望报社能给我一个外派的机会，再加上日报是以日为工作单位，醒来就得继续工作，不能对未来一个很好的打算，为此蹉跎了不少岁月。直到一个清凉的夜晚，我下完夜班准备回家，就在我独自走下报社大楼去开自行车锁的那一刹那，像是突然被电击了一样。我听到了一个发自内心的声音：“嘿，你为什么要在这里等机会呢？你年轻，还有梦想，你能为自己决策。那个有决策权的你为什么不给有梦想的你一个机会呢？你为什么不让他去试试呢？如果连你都不肯给自己机会，谁还会给你机会呢？”

人人有话要说，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悄悄来临。然而它又是那么似曾相识，续接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自由言论，一切势必要昔日重来。

乔布斯说“你须寻得所。”这个问题在我少年时便已经解决了。我知一生所，除了思考与写作，我的生命别无激情。我需要寻找的只是一个更开阔的平台，打开自己的世界。而这一切，在我跨国门后，都顺理成章地解决了。从今往后，我可以为任何华文媒写作，接受他们的约稿。在份上，我不再属于任何一家单位，我受到了什么是“面朝社会，开”更重要的是，我在空间上远离了国家，在时间上找回了自己。

谢互联网。虽然十几年来，我把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都在了网络上，这让我时常不安。我是原报社最早自费上网的人。1996年，也就是在报社大楼统一接互联网的前一年，我了近两个月的薪，约四千元，包括买一只猫（调制解调）并预付一年的网费。现在“信息成灾”新一代年轻人或许已经无法想象生活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我们对网络信息何其渴望。而我始终相信，一个努力拓展言论自由的人，一定不忘拓展接受信息的自由，因为二者密不可分。只有奠基在接受信息自由基础之上，自由言论才更牢靠，更真实，更全面。

是啊，我是自己人生的领导者，我不能因为不给自己机会而荒废青。那一刻，我找到了此前从未有过的清明与力量，自己命运的主人，让自己给自己机会。就这样，几个月内我很快办完了赴法自费留学的手续。你得承认，对于一个农家弟而言，这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多少留学生都是父母大把大把给钱，而我在留学时还必须每年给乡下父母寄一些钱，包括其间母亲手术的费用。不是说了吗，我是家里的“临时政府”当然，即使如此，日过得还算宽裕。毕竟此前工作的几年，我过一些兼职，还有一些积蓄。虽然不是很多，但在这上，我对原单位及曾经效力过的网络公司还是恩的。我因此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财务自由，并且会到了财务自由给我的人生带来的便利。所以，当有的年轻人向我慨不知将来什么时，我会给他们两个建议：如果不想浪费光的话，要么静下心来读书，要么去赚钱。这两对你将来都有用。

临行话别，报社有位兄长和我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大意是在一个广场上，人挤人，你不知方向在哪里，但如果你站得一，看得远一，就知周遭的拥挤对你来说其实毫无意义。尽我正是这样的，这段话似乎也只是为了表达对我辞职留学的赞同，但我不得不说，它对我很有启发，仿佛为我的离职走赋予了一特别的内涵。这算是我现在谈论的“自由在”的最早一机缘吧。

打开历史，游目骋怀，倾听两个时代的心。谁也无法否认，在那个已然逝去的时代，当年的才佳人们是何等意气风发！借着一次次无意有缘的相遇，我陆续了解到了杜亚泉、胡适、王芸生、董时、张佛泉、储安平等睿智而定的评论家与思想者。从《东方杂志》、《独立评论》到《大公报》和《观察》，从散见于各的农村问题讨论到宪政问题研究，一切都让我相见恨晚、无比震惊。相见恨晚是因为我不曾在教科书上得到我最想得到也本该得到的知识，而无比震惊则在于当代中国人扭扭讨论的许多真问题

而我面对公众的更自由的写作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其后几年间，伴随着互联网言论的兴起，各大纸媒都开始意识到了过去单一的新闻纸已经失去了心竞争力，它还需要观，需要评论纸，需要观新闻。拜互联网之所赐，直至今日“忽如一夜风来，千树万树梨开”许多报纸都开辟了一到两块甚至更多的评论专版，而且一些电台、电视台也开始锣密鼓地在中国各地寻找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