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亚泉、胡适那代人在上个世纪初已经充分讨论了，甚至包括“孩子是否需要读经”这样的小问题。而且，由于种种原因，那代人所得出的一些结论，比现在还要深刻。关于这一点，2008年夏天，在我终于通读岳麓书社十卷本《独立评论》时更是叹息不止。

大概十年前，我借《错过胡适一百年》一文梳理胡适的思想，算是阅尽历史的玩笑与鬼打墙；同样，当我用一本书（《重新发现社会》）的篇幅来谈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时，发现杜亚泉——这位比我恰好早生了整整一百年的思想巨子，只用一篇四千余字的政论便将我要说的道理全讲完了。这样的时候，你是欣慰多一些，还是绝望多一些？

然而，我们总还是有些事情可做。记得几年前在北京的一次聚餐，当带我去的朋友向大家介绍我在南开教书，同时给《新京报》当社论主笔、首席评论员，而且还是江西人时，在座的章诒和女士立即从桌子对面站起来和我握手“你就是罗隆基啊！”当然，这只是些玩笑话。我更知道，无论我是否有所作为，罗隆基和他的那个时代早过去了。但你也大可不必为那个时代事业未竟而惋惜。那代人没做完的事，由你现在来做，既是责任，也是机缘。欧美国家的一些学者与社会工作者，愿意“吃饱了撑的”花更多时间批评亚洲和中国，何尝不是在这里找他们想要完成的“未竟的事业”呢？

在《重新发现社会》的后记里，我谈到维克多？雨果在很小的时候十分崇拜夏多布里昂。雨果曾经用他的一生发誓“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一无所成。”若干年后，雨果的成就只在夏多布里昂之上。我也有许多引以为荣的榜样，从雨果、罗兰到胡适，从波普尔、茨威格到弗里德曼，然而这些年来，尤其是在我三十岁以后，我最想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是：“要么成为熊培云，要么一无所成。”

没有谁的人生可以复制，你也没有必要去复制，你只能做最好的自己。时代也一样，没有谁可以回到已然逝去的时代，就好像虽然同样处于穿越历史三峡的转型时期，但中国之今日也不会等同于法兰西的十九世纪。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一点点努力，让我们所处的时代——这时间上的家园，成为最好的时代。

在大学的课堂上，我常和学生提及斯蒂芬？茨威格写在《人类群星闪耀时》里的一句话“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并由此展开；大学的意义不只在于锻炼人格，培养思维能力，还在于找到或者确定裨益终生的兴趣。如果你找到了真正属于你的兴趣，愿意终生为此努力，即使没有读完大学，你的人生也一定是丰满而有希望的。一个人，在他的有生之年，最大的不幸恐怕还不在于曾经遭受了多少困苦挫折，而在于他虽然终日忙碌，却不知道自己最适合做什么，最喜欢做什么，最需要做什么，只在送往迎来之间匆匆度过一生。

有时候我免不了去想，人生真的很无趣，因为要做那么多我们不想做的事情。记得上中学时，为了高考，学校墙壁上到处是“坚持”、“毅力”等激励人心的词语，当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然而，今天回过头去看，难免会有这样的经验（毋宁说是教训）与心得，靠着“坚持”、“毅力”去学的课本上的知识，去做的事情，也许是我们一生中最不需要的。

我无法不感恩生活，感恩生命，感恩冥冥之中有着某种神秘的力量。我得到了命运之神的眷顾，在我年少之时，就知道自己会将一生献给文字，献给自己无限接近真理的欲望，并且年年乐此不疲。无论是写什么，一切得益于我的两个天性：一是怀疑的精神，二是思想的乐趣。而这一切，都是符合我的自由的本性的。有怀疑的精神，就很少会盲从，人生因此少走许多弯路；能体味思想的乐趣，做事便无所谓毅力与坚持，做什么都乐在其中了。我每天都不舍得睡，想了解世界多一点，想写作时间多一点。唯一需要有毅力来做却又未做成的事情是劝自己早点睡觉。就像一个男人爱上了堪称“Soulmate（灵魂之伴侣）”的美人，愿意与她共度一生，这显然是不需要什么毅力的。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