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是我阿叔后来真的用自己的双脚和双手结果了自己的命。当共产党在1949年开的时候，他吓得不敢逃，也不敢留下来。他昏昏脑地用自己的双脚走到岛北边的一个港，他在那儿坐下来考虑自己该怎么办。有两个渔民后来说，当一辆满载小螃蟹的卡车开上通向港的黑路时，他们看见我阿叔跑到卡车跟前，举起双手挥舞着大叫大喊：回去，回去。

但过了一会，她收起了笑容，悄悄跟我说，"还记得上海那个银行家的儿吗？"然后她以一确实很难过，但又一不痛苦的气告诉我，——本来他能过上好日的——共产党城的时候，这个家的银行全被没收了。然后，他们的儿，就是那个拒绝娶她的小，从他们曾经拥有的黄浦江边的一幢楼上下来，而他后来娶的那位漂亮的太太，由于害怕而不敢去认领他的尸。"幸亏没嫁给他。"我的这位朋友说。

我从来没有这么幸运过。我拒绝嫁给一个好人，一个姓林的男人，我的第一任丈夫。我错嫁给一个姓文的男人。他们两个都生在我六岁时住过的同一个岛上。这是一个落后的农村，四周都被海、河围着的小地方，所以新的观念很难这个地方。

海认识的一位姑娘来说，她和我了同一所教会学校，她像我一样，家里很有钱，也差不多像我一样漂亮。我嫁给我的第一个丈夫的时候，她和一个很有钱的银行家的少爷订了婚。但是过了一个夏天，她脸上长了很多退不去的雀斑，于是婚事也就告了。我很为这位姑娘到可惜，因为她在两方面都丢了自己的脸。

我相信确实如此。我还想要什么呢？吉米是弗利斯诺教堂的牧师，教会每周给他五十元，还给我们一间小屋住。所以我相信我应该别无所求了。我相信这一，直到有一天这个姓林的男人现在同一所教堂里，救了我的命。

我应该嫁的那个男人家里并不很有钱，但是受过教育，样也很好。我十六虚岁那年，回绝了他的家里提相亲的要求。那是因为我听了老阿婶的话，她在这家人家请客的宴席上，当着新阿婶和阿叔、我的堂妹们，还有前来客的朋友们的面，宣布：

当然，中国姓林的人多得很，光我们教堂就有好些姓林的，所以一开我本没想到，他就是我曾经拒绝嫁的那个小伙。他刚搬这个地区，人们就纷纷传言："他是个大夫，原来住在图拉尔，家里有个好大的游泳池。他娶了一个退休将军的女儿，她会说一漂亮的中国话，带北京音，就像一位京剧演员

"这家人家，林家，"她说着，哼了哼鼻，"哼！想通过蔽丽的婚事爬到我们家里来。"听这话的时候，我瞧见了那个小伙，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小伙，看上去像个大大的丑八怪，晚上爬到我的脚边来。然后，老阿婶转过来，问我，"薇丽啊，你想和这家人家成亲吗？"

好多年后，我又碰见了她，当时我和吉米已经搬到弗利斯诺。她嫁了一个籍华人，那男人是开小杂货店的，卖苏打汽、炸薯条和香烟什么的，价格都卖得很，我是在现金柜台上碰到她的，我当时买了一杯冰淇淋。她嚷，"，，还认识我吗？"可她没给我优惠。我付了钱后，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如何如何老实，待她怎么怎么好，她说这些的时候，故意把她手腕上的好多玉镯往上推，让它们落下来发叮叮当当的声音，像奏乐一样。她笑得那么开心，连她脸上的斑都好像是她有意刻上去的幸福的酒窝。

这就是我曾经有过的家，他们给了我什么忠告呢？要不是我母亲那么早就去世，我才不会听老阿婶的话呢。兴许我当时就嫁给姓林的了，兴许我在婚后已经学会他了，兴许我们会在生活中遇到常人一样遇到的困难，但不会是那使我自己恨自己，使我把自己的心当成敌人的那困难。

二十年后，我第一次碰到了这个姓林的男人。当时我已经在国住了五年，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人，已经和吉米·路易结了婚，改名为雯妮·路易，珍珠已经四岁多，缪尔也快三岁了。尽我们很穷，但我相信我活得很充实，就像一位信教的太太有一次跟我说的，"对你来说，茶淡饭足矣。"

真怪，那两个渔民说，好像他神通广大能呼风唤雨似的，好像他真的能叫那辆车在碾上他以前停下来似的。他被碾死后，老阿婶相信我们家院里那棵枯死的树就是她的男人，他还是懒得动，不愿帮她从一个又一个坏境中解脱来。

她说这话的气就像在问"你想河吗？"这是她的禅，每当她和她丈夫吵架的时候，她就威胁，"我情愿我这双脚这条河！"她嚷，"我情愿亲手吊死自己！"然后她转向阿叔，她的嗓音听起来更加令人骨悚然，"你要我怎么死法？你说吧，你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