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颇有些“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味道。谁还有心思去全力打击封杀那个有潜在威胁的佛教，这个时候，全力自保才是第一重要的。

因为胡汉相争，天下大乱，华夏佛教非但侥幸的躲过了被掐死在摇篮里的悲惨命运，而且还因为其暧昧尴尬地身份和立场，成为了一股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缓冲胡汉矛盾的特殊势力，从而被对峙双方所容忍接受，甚至重点扶植。不管什么事情，都应该讲究个适可而止。种族口号喊滥了，听多了，再疯狂的粪青也会有腻地时候；种族战争打久了，打长了，再有激情的热血儿郎，冲动炮灰也会有累的时候；种族冲突流的血太多了，过量了，再勇猛的民族英雄，无畏战士也会有恐惧厌倦地时候。战争永远只是为少数人获得十倍利益的同时，而破坏多数人百倍、千倍，甚至万倍的利益。胡汉之争，百年不断，虽然造就了一批名留青史地英雄，却为华夏广大胡汉百姓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最终自然会被绝大多数华夏底层百姓所厌倦排斥，而此时大肆宣传放下屠刀，结束战争，胡狗汉猪，众生平等的华夏佛教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了华夏广大厌战的百姓草根的最好的避风港了。

因此华夏的这场持续数百年，并且在随后的历史中，不断死灰复燃、东山再起的种族浩劫，从客观上讲却成就了华夏佛教的崛起。综观此后的华夏历史，越是动荡战乱的年代，华夏佛教越是生意兴隆，其势力越是壮大，因为乱世反成了华夏佛教的温床补药，难怪有人感叹：“盛世道，乱世佛，由盛转衰是儒家”（太平盛世，快乐享福的人自然追求长生长寿，以图多享几年福，对于“长生不老”的宣传口号和“炼仙丹求仙药”的诈骗行为颇有心得的道家自然生意兴隆，兴旺发达。而乱世之中，绝望受苦的人自然渴望脱离苦海，哪怕追求虚妄的安宁，因此擅长自我麻痹、自我欺骗、自我安慰的佛教自然要大兴了。盛世的蛋糕过于诱人可口，而几乎垄断华夏官场的儒家精英最为擅长内斗“宁赠外友，不予内敌”的杰出人士总是层出不穷，把国家给玩衰败了也是见怪不怪了。）

尽管从某些方面来看，华夏佛教的发迹史并不怎么光彩，但再龌龊的事情，在正确的舆论引导下，只要随便寻找个大义的名分，也能变得神圣伟大起来，更何况为了生存，又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不该做的呢？作为隐世不出的慈航静斋，一群修天道，求圆满，图飞升的尼姑们的集合体，其实对于光大华夏佛门的神圣使命并不怎么热心，只看她们神龙见首不见尾、秘不可测的行事作风，便可知晓，但是命运这玩意，却最是喜欢折腾人。越是不想要的东西就偏要硬塞给你，越是想要地东西却反而可望不可及。

公468，随着一本在华夏佛教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论书——《牟子治惑论》（后来改名为《牟子理惑论》，唐人避高宗李治讳而改）的隆重问世，华夏佛教正式向世人宣告“华夏佛国终于建立了，华夏释子们从此站起来了”

夏佛教开始以平起平坐的姿态出现在华夏本土四大宗

这本横空出世的《牟子治惑论》，自称是东汉儒生牟子所传。从书的自序看，牟子原是儒生。博览经传，也读神仙家之书，但认为虚诞不可信，常以五经难之。东汉中平六年（189）灵帝死后，天下混乱，他与母避难交趾，26岁回故乡苍梧（治所在今广西梧州市）娶|“方世扰攘，非显己之秋”执意不仕，而致志于佛教，兼研《老子》。“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为背五经而向异道”乃作《治惑论》答辩，针对佛教传入中国后所引起种种议论和疑难，分别给以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