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圣以来，虽然新党实际上分裂成王安石派、吕惠卿派、极端派这三派，但王安石派在这七年来一家独大，使得新党相对稳定。而**的旧党，内却是矛盾重重，而且其冲突更是公开化。这些君们，既有范纯仁为首的温和派与刘祗为首的台谏派之争，还夹杂着一些极端的守旧派在其中兴风作，同时，还有以地域和师门划分为的洛党与朔党之间的人事矛盾、意气之争搀杂其中总之，其内关系之复杂，连石越有时也搞不清楚。这七年来，这些君们因为小事

而这个所谓的“新党”还只是指你几乎可以将他们毫无疑问的视为“新党”而政治上绝对支持王安石的人，但自绍圣以来，有许多人，连石越也分不清他们是不是“新党”

在石越看来，如今的新党，他们的政策主张其实是以“富国兵”为基础，鼓继续变法。他们主张国家预经济，调由官府直接理大量经济门，主动对经济行调节，以谋求在不增加赋税的同时，让国库丰裕。除此以外，在这方面，他们还表现一烈的目的论，以国库是否丰裕为主要是非标准。除此之外，他们还普遍主张一步改革役法，持推免疫；要求提吏的待遇，增加**雇佣，让**承担更多的义务；赞同以激烈手段铲除如宗室、冗官等特权阶层，反对荫官等等。而军事外上，绍圣新党几乎全持扩张与政策，甚至他们经济政策之目的，就是训练兵，对外扩张。但他们的目的彩太烈，以至于在这方面并没有清晰的政策，有时候反而自相矛盾——他们既支持现有之兵役制，同时又仍然鼓恢复全民皆兵的古制

如果说凡是持这政策主张的人，都算是新党，那么石越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将章惇、曾布、张商英们排除在外。也许，连唐康也得算去。

从韩维、韩仲彦这样的顾命之臣，到章惇、李清臣、曾布、张商英们，还有地方上如陈元凤这些人这些人究竟是不是“新党”完全只在于你对“新党”的定义是什么。

若认为“新党”只是隶属于王安石个人的政治势力，那么这些人都可以从“新党”中排除。但若以一定之政治主张来定义“新党”那么这些人仍然可以算是不折不扣的“新党”甚至如曾布、张商英，石越虽然可以确定他们算是自己这一派，但是若论他们的主张，仍然是新党的。

石越心里也很清楚新党在这七年间能够形成真正稳固的政治势力——而不是如熙宁年间一样充斥这政治投机者——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对王安石的让步。一方面，王安石在杭州的五年多时间，重建了他的声誉；另一方面，司光的全面战略收缩，在国力已经增的情况下，也并不是那么得人心，朝野之内，对此不满的人，比比皆是。特别是与契丹的条约，连事业也让许多人倍失望。

首先是为对王安石的妥协，这七年中，凡是王安石举荐的人，绝大分都得到了相应的任命，如今大宋朝，至少有二到三成的知州、知县，是属于新党阵营，或者同情、支持新党的政策的，这个比例在在路一级的官员中，也占到二成左右，而在朝中，侍郎、少卿以下，这个比例至少也有两成。

因此，石越的担心绝非空**来风——如若王安石一死，新党中的一些官员转而支持吕惠卿，那么绍圣以来的局面，就将不复存在。

个人魅力，完全无法与吕惠卿相提并论。而在“和衷共济”的大策下，被调任回本土担任江南路转运使的另一位新党名臣蔡确，因为长期在海外，回国后又没能中枢，影响力也非昔日可比

旧党如今还能够继续掌控这个国家，主要依靠的，不过是太后与司光的个人威信而已。

石越暗地里分析过绍圣以来，经过改变的新党的政治主张。

从本质上说，绍圣新党与熙宁新党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他们明智的摒弃了一些已经证明不成功的东西而已，而这让绍圣新党更加有引力——人们是善忘的，既然熙宁王安石与吕惠卿的变法并没有造成真正严重的后果，那么所有的过错，很容易就被遗忘，甚至被巧言辩护。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新党掀不起什么大风大狼，在太后垂帘的情况下，两府六学士院各寺监的主官中，新党可以说屈指可数，几乎已经完全无法影响朝廷的决策。但石越心里却是清楚实情——这七年来，所谓的“新党”的势力，并没有削弱、分崩离析，反而渐趋稳固，隐隐的更像是一个真正的政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