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同性恋一直被列在《美国精神病诊疗手册》上。这一事件极大地影响了一般公众对同性恋的看法。关于同性恋是否疾病这一问题，目前不少国家采取了一个既不认定是病也不认定非病的折衷方案，即那些自我认定有病的同性恋者就认定为有病；那些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不适者则被认定为无病。在人们对待同性恋态度的变迁史中有过重大影响的第三个人是金西。他的理论特色在于从统计学角度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同性恋现象的新视角。

金西在谈到男同性恋现象时指出：“如果没有社会的禁忌和个人的内心冲突，同性性行为本来会比异性性行为多得多。”他提请人们注意：“如果执行法律的官员能够象大多数人预料的那样具有效率，那至少有白分之八十五的男性青年人口可以判为性罪犯。”他还指出：“把同性性行为说成精神病或人格变形的观点，也已被我们上述发生率和实施频率所推翻…。心理学家和临床医生一般都已不再要求一个人勉强顺从特殊的行为模式。事实上，越来越多的最有水平的心理医生已经不再试图改造病人的行为，而是致力于帮助他自我接受，并且引导他认识到自己并不必然与社会公开对抗…。当然，同性性行为者中也有一些人有神经症状，但往往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而不是跟社会…恐怕不是因为他们有神经病才去从事同性性活动，而是由于他们有了同性性行为并遭到社会反对，才产生了神经症。”（金西，第二一四页）在金西看来，神经症并非同性恋之因，而是同性恋之果。过去人们一向信以为真的“同性恋是疾病”的说法，不过是一个因果倒置的说法。

金西对同性恋的观点的重大意义在于，他彻底否定了对性活动作道德判断的作法，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思路，即任何在生物学上可能的事物，其本身并不是内在有害的，因而不能认为是“违反人类天性”的。虽然这一观点一直遭人非议，但它却构成了金西对一种激进的性价值观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由于这一立场意义十分重大，我们以下引述了金西论点的精华，以便人们对他的论点有更加切实的了解。

首先他从统计学的角度提出问题：“审理因同性性行为而被捕的的人时，法官应该牢记：这个城市全体男性中近百分之四十的人，在其一生的某些时候也应该按同样罪名被逮捕，而且，这个城市所有单身男性中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的人也都应该在同一年中按同罪被逮捕。”

其次，他从道德角度为同性恋作了辩护：“如果考虑到我们的数据得自于各个社会阶层、各个职业和各种年龄，那么那些努力强化性法律的警察和法官，那些大声疾呼强化法律（尤其是反“性变态”法律）的教士、商人和其他群体，实际上同性性行为的发生率和实施频率并不比他们那个阶层的其他人低…。有人会认为，不管同性性行为在总人口中的发生率和实施频率有多高，它本身的不道德实质就必然招来社会的镇压。有人则干脆主张：筛选审查所有的人，对任何有同性性行为倾向的人都加以“治疗”或“隔离”这种行为就会被彻底消灭干净…我们的数据表明，如果照此办理，至少要隔离三分之一的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