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所，使同性恋者感受到团结的气氛。有些同性恋酒吧带有独特的色彩，例如以身着黑皮夹克的摩托车帮为主的酒吧，提供男妓的酒吧，或有脱衣舞男表演的酒吧等等。顾客均为男性，偶尔也有少量女性前往这些男同性恋酒吧，被称为“果蝇”，她们图的是在这类酒吧不会受到男性的性纠缠；男同性恋者也欢迎她们去，因为她们不会同自己争夺性伴，而且为这类酒吧增添了一些新鲜感和文雅的气氛。男同性恋浴池则为公共的性聚会提供了场所，同时设有遮人耳目的单间，供私人的性活动使用。公厕、街头和公园这些地点的好处是不必花钱破费，但危险性较大。在那些没有同性恋酒吧和浴池的城市就只能靠这些地点了。有些人认为危险性能增加刺激感，因此偏爱这类地点。（凯插多利，第346－347页）

我国目前还没有公开的同性恋酒吧和浴池，传说在一些大城市有秘密提供此类服务的酒吧，但极易引起警方干涉。因此，我国同性恋者的社会交往活动，只能在公共场所，如街头、厕所、公园、街心花园、街头广告宣传橱窗及公共浴池等场所进行。

据我们的调查对象说，北京有55处同性恋活动场所，提出这个数字的人也不能把这55处数清，看来是另有人作过统计。这些场所中很大一部分是公共厕所，尤其是附近有绿地、花园的厕所。这是在社会上结交同性恋伴侣的主要场所。一位40多岁的同性恋者说，他常去的此类场所有七、八处，因为总去一处出事的危险性比较大。这些场所有的只在晚上8，9点中以后才有同性恋者活动，有的却是全天都有人。如北京×区有个不收门票的公园，来去自由，不引人注意，因此成为同性恋者全天活动的地点…

…男性。这或许是同性恋兄弟情谊的一种延伸吧。一位调查对象讲了这么件事：“一次我见有个湖南的小孩躺在天安门的石阶上。我看他是个小孩：问他为甚么不回家，他说：和家里闹别扭跑了出来，北京没有地方住。我把他带回家住了半个月，我挺喜欢他，像大哥哥帮小弟弟一样。”（为什么不帮小妹妹呢？）

一位在社会上较为活跃的同性恋者的观点，可以作为同性恋者对社会交往的有代表性的看法，他说：“我认为应该上社会去。就是有了感情专一的恋人也该上社会上去。社会上的交往也有感情的因素。社会上的感情与个人的感情不一样，可以增加见识。很有意思。

这一切正如凯查多利所指出的那样：“同性恋者文化的存在原因，首先在于提供性接触的机会，但也有友谊互助、政治团结、娱乐商业的活动和功能。”（凯查多利、第二四二页）虽然中国同性恋的社会交往活动中，还远远谈不上有政治团结和商业活动这些内容，但在其他各种功能上与外文化中的情形大同小异。

第二节、交往的限制

同性恋群体的社会交往受到不少限制。目前我国对于同性恋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诉，很少会导致法律制裁。但如果涉及未成年人则有可能判鸡奸罪；如有同性恋配偶或其他人起诉，也有可能按照流氓罪处罚。有时警方会在同性恋活动场所实行治安性的临时拘捕，但一股会很快放掉，不作记录在案的处罚。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听到的同性恋者受法律制裁的事例，大多与其他犯罪行为有牵连。例如有一个与杀人罪有关的案例：“那年年底有一段时间，上海抓得很紧。有人被抓起来了，有人跑出国了。起因是香港有一个二十六岁的同性恋到上海，他戴著金项链，很有钱。有些同性恋抢了他，还把他杀了。为这个上海抓了一次。”有一个与偷窃有关的案例：一个同性恋者撬了x浴池的保险柜，被判三年劳教。通过与公检法人员的交谈，我们了解到，同性恋被判刑的往往都不是因为纯粹的同性恋行为，而是伴有其他罪行，如偷窃、抢劫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