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的人问我，是不是派人来存5万元？我怎么好说不是？当然说不错。”

这一说，黄秋岳想起来了。报上登过一张照片，中苏复后，首任驻苏大使颜惠庆赴任；在同一条邮船上有梅兰芳与胡蝶，新闻记者邀一貌堂堂的颜大使与梅胡合影，真能尽华夏人之，是一张极有名的新闻照片。照其中的胡蝶，穿的就是这样一件灰背大衣。

“那！”黄秋岳气急败坏地问：“你当时为什么不跟我说？”

平时四川民众对日本政府已发动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岩井到了重庆，不敢再往前走；日本外当局便改用迂回试探的方式派与岩井同行的4个人，到成都打前站。这4个人，两个是记者，一姓渡边、一姓井；一个是”满铁”的职员田中；再一个是汉濑洋行的老板。他们由重庆乘汽车到达成都的那天——民国25年8月23日，正好举行反对日本设置领事馆的群众大会，会后游行，浩浩，队伍长达数里；哪知恰好有4个陌生的日本人抵达，更刺激了群众的情绪。治安当局怕发生不测事件，劝告渡边等4人，最好留在他们所投宿的大川饭店，以便于保护；这4个人不听忠告，以致第二天在大川旅馆，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黄秋岳不愿多说；”以攻击作为防御”故意反问一句：“你怎么知我里有5万块钱？”

“我到银行里去看帐。”黄秋岳答说：“那笔钱不是我的。”

结果是，越想问题越多；对他最不利的是时间问题，可想而知的，须磨此一着，当然另有布置，早已占了防御上的优势。如果须磨约会之后，立即反映；或者支票存的当天，便将实情和盘托，都可以邀得谅解，甚至还会获得奖励。如今时机已经错过，据实上陈，所换得的必是一句诘问：你为什么不早说？从而就会产生诛心之论：是内心在动摇，考虑接受须磨的条件。那时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追击”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共产党，成都的地位突重要，要求设置总领事馆，以便搜集情报。成都并非通商岸，外便据条约，加以拒绝；而日本政府悍然不顾，派定岩井英一为代理总领事，由上海乘长江船，溯江西上。预备到成都开馆。

“你又要哭穷了！银行里几万块钱摆在那里。哼！”听得这话，黄秋岳始而一楞；继而一惊，顾不得姨太太的唠叨，赶到银行里查帐；果然有一笔5万元的存款，而且是支票，经过换，收起帐，算日正是与须磨会见第二天的事。

“你不知。”

“唯岂不知才问你，人家的钱为什么存你的？”

这跟”栽赃”没有什么两样。黄秋岳首先想到的是，应该报告长官；但兹事大，必须谋定后动。于是找了个清静的咖啡馆，一个人坐下来细想。

或者可以这样说：我早已决定拒绝须磨的要求，所以当时不即据实报告者，是觉得不必多事；哪知须磨居然”栽赃”这就绝不能保持沉默了。

冲突的过程是：包围、冲、捣毁、殴斗。治安当局动一连的兵力，及若宪兵支援警察；但群情激愤，群众已变成了狂。结果，4个日本人，一半负伤，一半下落不明。到下一天，两名日本记者的尸在大川旅馆的正府街发现。再下一天，8月25日，在大川旅馆再度现包围的情况；这一次，治安当局知是左派分有组织的行动，以手段镇压，频有死伤；同时捕获了两名首谋分，立即决，以期收拾事态。

“谁？”

“不错！”黄秋岳说：“可惜，价钱太贵了。”

“那天银行打电话来的。”

这就是引起严重外问题的”成都事件”的真相；左派分激平民众的国情绪，却为政府制造了问题。

“4000块钱还不贵。我一个月的收才多少？丽人一袭衣，下官半年粮。”

哪知一回到家，才知自己的说法不能成立。首先是姨太太迎着他问：“你怎么一声不响，往外就跑；到哪里去了。”

“什么？”黄秋岳大惊：“银行打电话来的。怎么说？”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应该你自己跟我说才是。”

“你不知。

“买得起就不贵；才4000块钱。”

原来须磨派人去存钱时，只知名字，不知帐号；银行职员看面额很大，而存钱的人不是黄秋岳往日所派的工友，怕发生错误，所以曾打电话到黄家去求证。

“是别人寄存的。”

正当黄秋岳叹惜痛恨！黯然不之际；他的那位徐娘风韵的姨太太，笑盈盈地捧来一个大盒，一面打开盒盖，一面说：“你看看这件大衣怎么样？”

“不错，我说过这话。问题是这笔钱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是谁的？”

又回到原来的疑问上来了：“不是你的钱，怎么会存到你的里？”

“这件灰背大衣，跟胡蝶的那件，一模一样。”

她的解释是，黄秋岳曾经说过，只要他有钱，一定尽量给她用。现在有这么一笔说大不大，说小真不小的款在银行里；她倒要看看，他以前说的话是于真心，还是随敷衍？倘真心，自然会主动告诉她，此刻我有钱了；有多少，你要就吧！

这样说法，似乎没有病；问题何以迟至这时候才来报告？是因为一直不知须磨有一张支票存他的帐之故。

说着，拎起大衣领往上一提，是一件汽油光闪亮的”灰背”；等她往上一比，黄秋岳觉得这模样很面熟，倒像在何见过似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