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主要原因。
第二、即或不能达成使中国订立”城下之盟”式的”和约”;但打一个大胜仗,不会成问题,”和片”亦一定可以实现。
第三、军部虽知数十万陆军陷入中国战场这个大泥淖的危险;但下级军官至士兵,以及民间为数众多的狂热右派分子,对战略上的严重危机,不会了解,只看到”皇军”节节进展,会反对谈和。鉴于日俄战后,订立《朴资茅斯条约》引平民间大暴动的往事,就必须在”反蒋的感情”上,使大家有所发泄,才能接受与中国谈和这一决定。
因此,以宇垣出任外相,决非偶然,而是出于精心的设计;因为宇垣以”倒蒋”出名,但其他中国政府的要人,则颇多为宇垣的旧识。是故,打出宇垣这张牌,在一般的感觉上,便有”日支终必和平;但蒋介石不会再成为中国领袖”的印象。
石原的谋略最深刻之处,便在不独要造成日本人有此印象;同时要使中国的政府,亦能产生这样的误解——汪精卫、周佛海便是有此误解,怦怦心动,钻入石原的圈套,旋即省悟,而悔之已晚的人。
至于石原谋略的具体手段,是建立一个”内阁中的内阁”由首相及陆、海、外务、大藏四大臣,组织”五相会议”作为”最高国策研讨机关”6月10日成立,在一个半月中开了4次会议,制订了”今后支那事件指导方针”;”因应时间的对支谋略”;”支那政权内面指导大纲”3个文件。
“指导方针”是”集中国力于1938年内达成战争目的”如何”达成”就要看”对支谋略”了。
“谋略”的核心,即是使中国”中央政府崩坏,蒋介石下台”主要的手段一共6项;尤其重要的3项是:起用”支那一流人物”酿成”新中央政权”的机运;利用并操纵”反蒋实力派”在敌中树立”反蒋、反共、反战政府”;促使中国法币制度崩溃,取得中国在外财产,从财政上去彻底击败中国。
至于第三个文件,所谓”支那政权”是指日本炮制的”新中央政权”而言;既有”内面指导”则此”新中央政权”必成傀儡,自不待言。
不过宇垣虽建议请孔祥熙赴日本会谈,但以孔祥熙对国家的纪录,及与蒋委员长的亲密关系,绝不可能期望他能为”新中央政权”的领导者;而且亦难望与孔祥熙的谈判中,获致如何有利于日本的和平条件。因此,虽然乔辅之与中村丰一第二次在香港会谈,大致已达成可由孔祥熙前往长期谈判的结论;但板垣一变初衷,认为这样的谈判,并无好处,便趁近卫请假休养的机会,利用”帷幄上奏权”谒见昭和后,接见外国记者,发表”倒蒋”的声明,接着进一步表明了强硬的态度,明白反对宇垣的外交方针。石原的谋略,遭到严重的挫折;同时这对策动”九一八事变”的亲密搭档,亦就此分道扬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