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清楚,我在广东的行动都是公开的,你应该完全了解;对于上海那种无稽之谈,何以默无一言?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你这种卖友的行径,做个普通朋友都不配,遑论共同奋斗?我现在声明:从此脱离共产党了!”
他不但信如此表示,而且正式通知广州的共产党党部,声明即日期不再负责。广州的共产党,大为震动,连夜召集会议;陈公博出席报告了经过。有些人很激动,主张广州共产党全体独立;陈公博因为深深感到一个有学问道德的人,像陈独秀那样,加入了共产党,就会变得不顾信义,不讲廉耻,所以下定决心,不但脱离共产党,而且不跟共产党人交往;他们独立不独立,与己无干,所以根本不赞一词。散会以后,只专心一志去办出国的手续。
陈公博是在民国12年春天,由日本到纽约的,随即进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院。他本来是专攻哲学的;进修却改了研究经济,而研究经济的目的,实在是研究政治。因为陈公博在研究伦理学及各国政治史以后,有了一个确信不疑的结论:除了责任没有道德;除了经济没有政治。
研究经济当然要研究马克思主义。陈公博在道经芝加哥时,定购了马克思的全部著作,包括他与恩格斯合著的书在内。经过3年的钻研,马克思的主张,在讲责任、讲道德的陈公博心目中,几乎没有分文价值了。
首先他发现,马克思所说中产阶级消灭的理论,是绝对欠正确的。照马克思的说法,社会革命有几个阶段,最初是资本主义消灭了封建;然后是资本主义消灭了中产阶级;这时社会上就只剩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壁垒,最后是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但美国的实际情形,及统计数字告诉他,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出世后,中产阶级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增加到了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二。其他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大致亦是如此。原来马克思没有想到,科学技术,会飞跃进展;技术工人的工资,超过若干自由职业者的收入,这班工人自然逐渐变成中产阶级。马克思所引为革命群众基础的产业工人,有谁愿意由中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
第二个发现的是唯物辩证法的不合逻辑。陈公博是哲学系出身,很容易地将唯物论辩证法的”娘家”找了出来;大家都知道马克思的辩证法,源于他的老师黑格尔的学说,其实这个辩证法是由希腊形而上学的学者芝诺所发明。
黑格尔的辩证,一切进步都由于矛盾;由矛盾才会产生真理。因此辩证法有正、反、合三个面;正、反的矛盾,产生真理便是合;但马上又有一个反面出现,形成矛盾而产生另一个合。这样相反相生,永无休止;所以共产党不断制造矛盾,不断展开要斗争。但马克思推断到了”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再有无产阶级的反面;矛盾没有了,斗争也停止了!这不是不合”正、反、合”相反相生,永无休止的逻辑?陈公博认为,共产宣言不过是对工人的煽动宣传,决不是真理,所谓”科学的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第三个发现的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只是平面的、浮浅的观察。他认为一个工厂的盈余,都是厂主剥削工人而来的。在一个小小的纯以劳力为主的工厂,这个理论还有点相似;但施之于大企业,则马克思的理论,完全失去了根据。譬如烟酒专卖,剩余价值很多;能说所有的盈余,都是由工人日常工作而来的吗?当然不是!诸如国家赋予的独占权、技术、增加生产、减低成本的企业管理方法、广告等等,都是产生剩余价值的因素。岂能一笔抹煞?
不过陈公博亦有困惑,这些道理是极浅近的:何以马克思会看不透,发出如此论调?及至深入研究,方始恍然;马克思流亡在英国写《资本论》时,正当产业革命初期,确有这些剩余价值的现象,以致他据为定论。《资本论》就算有价值,也是一时的;纯经济的学识,不管是亚当斯密的《原富》,或者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不会四海皆准,古今不变。陈公博认为适合中国国情的富强之道,只有民生主义。
“我与公博同感;不研究共产主义,不知民生主义之可爱。”周佛海说:“我在京都研究了河上肇博士的著作以后,对共产党的一切,就渐渐疏远了。在黄埔军校成立后,我应戴季陶先生电邀,回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当时第三国际的代表是鲍罗廷,我跟他大辩论过几次;我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