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他一个个依次扫过我们的脸，眼神中透着焦躁。然后他开始用我们从没听过的柔和语调说：“从今以后，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他说。“我调走了。在军队里，有一件事，你们要有准备。那就是，如果你发现什么东西很好，什么工作你很喜欢，他们总是会把你的屁股挪到别处去。”

我想我们全都很感动——我知道我就是：这差不多是在说他喜欢我们。可是太晚了。现在他说什么、做什么都太晚了，我们最主要的感觉是解脱。瑞斯似乎感觉到这一点，似乎把他打算说的话缩短了。

“我知道没有人要求我一番演说，”他说“我也没打算演说。我唯一想说的、最最想说的是—一”他垂下眼睛，望着灰扑扑的军鞋。“我想祝你们全都好运。你们要行为检点，听到了吗？不要惹麻烦！”接下来的几个字几乎听不到。“也别让人摆布你们。”

接着是短暂而痛苦的沉默，痛苦得像不再热恋的情侣分手。然后他立正。“全排！立正！”他再一次打量着我们，眼里闪着光，眼神严厉。“解散！”

吃完晚饭回兵营时，我们发现他已打好包裹，走了。我们甚至没有跟他握握手。

我们的新排长第二天早上到了，来自皇后区的出租车司机，矮胖，快活，他坚持要我们直呼其名：鲁比。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好好乔。只要有机会，他就让我们在水袋下喝个饱，还笑嘻嘻地吐露，通过消费合作社的弟兄，他自己的水壶里经常灌满了加了冰块的可乐。他是个松散的训练官，路上他从不要求我们喊口令，除非我们经过军官身边；也从不让我们唱行军歌或别的什么歌，除了那首他狂热地领头唱的、刺耳的《致百老汇的问候》，可他连那首歌的歌词也记不全。

在瑞斯之后，我们用了好长一段时间才适应他。有一次中尉兵营讲他那通关于合作的讲话，讲完后，习惯地说“好了，军士”鲁比大拇指勾在子弹带上，散漫而安逸地说“伙计们.我希望你们全都听到了，记着中尉对你们说的。我想我可以代表你们大家，也代表我自己说，中尉，我们打算跟你合作，像你说的那样，因为在我们排这儿，只要我们看到好好乔，我们一眼便能认出来。”

就像以前瑞斯的沉默不屑让他十分慌张一样，鲁比的一番话让中尉涨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好，呃——谢谢你，军士。呃，我想就这样。继续吧。”中尉一消失，我们全都开始恶心地大声嘘他，我们捏着鼻子，或装作用铁锹挖啊铲的样子，好像我们站在齐膝深的粪坑里似的。“天啊，鲁比，”沙赫特叫道“你他妈的想得到什么？”

鲁比弓起肩，摊开手，好脾气地哈哈笑了。“活着，”他说。“活着，你以为我想要什么？”对我们越来越大声的嘲笑喧闹，他强烈地为自己辩护。“怎么啦？”他说。“怎么啦？难道你们不觉得他在上尉面前也会这样做？难道你们不觉得上尉在营长面前也这样？听着，放聪明点，行吗，你们这帮家伙？是人都这样！人人都是这样做的！见鬼，你们以为军队是怎么回事？”最后，他像出租车司机般若无其事地摆脱了这场谈话。“好了，好了，你们就在这儿呆着吧，你们会明白的。等你们这帮孩子在军队中混到我这个年纪，你们才有资格说。”可到他说完时，我们全都跟着他笑起来；他赢得了我们的心。

晚上，在消费合作社，我们围着他，他坐在一排啤酒瓶后面，打着手势，说着那种轻松的、我们全都能懂的老百姓话。“啊.我的这个小舅子，是个真正聪明的家伙。知道他怎么离开军队的吗？他怎么离开的吗？”接着就是一个复杂而不可能的变节故事，对此你得到的唯一反应就是一阵哂笑。“真的！”鲁比会笑着坚持说。“难道你们不信我的话？难道你们不信我的话？我认识的这个家伙，天啊，说到聪明——我跟你们说，这杂种真是聪明。知道他是怎么离开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