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正统文学不容幽默，所以中国人对于幽默之本质及其作用没有了解。常人对于幽默稽，总是取鄙夷态度。学先生甚至取嫉忌或恐惧态度，以为幽默之风一行，生活必失其严肃而统必为诡辩所倾覆了。这正如学先生视女为危险品，而对于在人生之用没有了解，或是如彼辈视小说为稗官小，而对于想象文学也没有了解。其实幽默为人生之一分，我已屡言之。学家能将幽默摒弃于他们的碑铭墓志奏表之外，却不能将幽默摒弃于人生之外。人生是永远充满幽默的。犹如人生是永远充满悲惨、，与想象的。即使是在儒者之生活中，文章尽学，与熟友闲谈时，何尝不是常有俳谑言笑？所差的，不过在文章上，少了幽默之滋而已。试将朱熹所著《名臣言行录》一翻，便可见文人所不敢笔之于书，却时时之于

然幽默究竟为人生之一分。人之哭笑，每不知其所以，非能因朝士大夫之排斥，而遂归灭亡。议论纵横之幽默，既不可见，而闲适怡情之幽默，却不绝的见于诗文。至于文人偶尔戏作的稽文章，如韩愈之送穷文，李渔之逐猫文，都不过游戏文字而已。真正的幽默，学士大夫，已经是写不来了。只有在灵派文人的著作中，不时可发见很幽默的议论文，如定庵之论私，中郎之论痴，才之论等。但是正统文学之外，学士大夫所目为齐东野语稗官小说的文学，却无时无刻不有幽默之成分。宋之平话，元之戏曲，明之传奇，清之小说，何没有幽默？若《浒》之李逵、鲁智，写得使你时而或哭或笑，亦哭亦笑，时而哭不得笑不得，远超乎讽谏褒贬之外，而达乎幽默同情境地。《西游记》之孙行者、猪八戒，确乎使我们于喜笑之外，觉一烈之同情，亦是幽默本。《儒林外史》几乎篇篇是摹绘世故人情，幽默之外，杂以讽刺。《镜缘》之写女，写君国，《老残游记》之写玙姑，也有不少启人智慧的议论文章，为正统文学中所不易得的。中国真正幽默文学，应当由戏曲、传奇、小说、小调中去找，犹如中国最好的诗文，亦当由戏曲、传奇、小说、小调中去找。

，不甚轻快自然，而幽默非轻快自然不可。东方朔、枚皋之，是中国式之稽始祖，又非幽默本。正始以后，王何之学起，家势力复兴，加以竹林七贤继倡导，遂涤尽腐儒气味，而开了清谈之风。在这空气中，家心理人的心灵，周秦思想之张怒放，一变而为恬淡自适，如草木由盛夏之煊赫繁荣而于初秋之豪迈远了。其结果，乃养成晋末成熟的幽默之大诗人陶潜。陶潜的责，是纯熟的幽默。陶潜的淡然自适，不同于庄生之狂放，也没有屈原的悲愤了。他《归去来辞》与屈原之《卜居》、《渔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赏，但没有激越哀愤之音了。他与庄，同是主张归返自然，但对于针砭世俗，没有庄之尖利。陶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只见世人为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鲁可怜。庄生却骂禄之人为豢养之待宰之彘。所以庄生的愤怒的狂笑，到了陶潜，只成温和的微笑。我所以言此，非所以抑庄而扬陶，只见幽默有各不同。议论纵横之幽默，以庄为最，诗化自适之幽默，以陶为始。大概庄是的幽默，陶潜是的幽默，此发源于气质之不同。不过中国人未明幽默之义，认为幽默必是讽刺，故特标明闲适的幽默，以示其范围而已。

庄以后，议论纵横之幽默，是不会继续发现的。有骨气有放的思想，一直为帝王及统之团结势力所压迫。二千年间，人人议论合于圣，执笔之士，只在孔庙中翻斗，理学场中捡。所谓放逸，不过如此，所谓超，亦不过如此。稍有新颖议论，超凡见解，即诬为悖经叛，辩言诡说为朝士大夫所不齿，甚至以亡国责任，加于其上。范宁以王弼何晏之罪，浮于桀纣，认为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都应嫁罪于二。王乐清谈，论者指为亡晋之兆。清谈尚不可，谁敢复说绝圣弃智的话？二千年间之朝士大夫，皆负经世大才，以佐王者，命诸侯，治万乘，聚税敛，即作文章抒悲愤，尚且不敢，何暇言讽刺？更何暇言幽默？朝士大夫，开仁义，闭忠孝，自欺欺人，相率为伪，不许人揭穿。直至今日之武人通电，政客宣言，犹是一般学面孔。祸国军阀，误国大夫，读其宣言，几乎人人要驾汤武而媲尧舜。暴敛官僚，贩毒武夫，闻其演讲，亦几乎愧周孔而羞荀孟。至于妻妾泣中，施施从外来，孟所讥何人，彼且不识，又何暇学孟之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