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是什么？我已经说过，是一人生观的观，是一应付人生的方法。人生是一大趣剧，而我们人类仅仅是其中的傀儡，一个人把人生看得太认真，遵守图书馆章程太老实，服从“草地勿准践踏”的标牌太谨饬，常让自己上了当而给长老的同伴笑话。不过笑话是有传染的，不久他也就变成幽默汉了。

中国人的趣剧的人生观便是如此这般。中国日常语言里便充满了把人生当作戏剧的比喻。如官吏的就职卸任，中国人称之为“上台”“下台”;而人有挟其夸张之计划以来者，谓之“唱调”吾们实实在在把人生看作戏剧。而此等戏剧表现之吾人之胃者常为喜剧，此喜剧或为新宪法草案，或为民权法，或为禁烟局，或为编遣会议。吾们常能愉悦而享受之，但我希望我国人民有一天总得稍为严肃一些才好。幽默，驾乎各之上，正在毁灭中华民族，中国人所发的欣悦的狂笑，未免太过分了。因为这又是俏的大笑，只消跟它的气息一，每朵情而理想的，无不立遭枯萎而消逝了！

与此恰恰相对照，吾们可以把教会学校例，来指西洋人之缺乏幽默。教会学校几年前碰到了一大尴尬，原来那时接到地方当局的命令，要他们办理登记立案手续，外加要取消圣经课程，还要在大礼堂中央悬挂中山遗像，每逢星期一则照例举行纪念周。中国当局殊不解教会学校何以不能遵守这些简单的条款，而教会学校方面亦殊想不接受之，于是乎双方陷僵局。有几个教会团曾有停办学校之意，某一个时机，什么事情都可以顺利解决了，只有一位脑固执的西籍校长真是顽梗而诚实。他拒绝从他的学校章程上取消任何一句字句，那章程盖明定以推行教义为主要目的者，西籍校长意下颇直率地公开表明宗教课程确为办理学校之重要使命，故迄至今日，某一所教会学校一直未尝登记。这事情真不好办。其实教会学校只要摹仿南京各长的智慧来遵守一切官厅训令:悬挂一张中山遗像，其余的一切便可算作照中国式而行的了。不过恕我无礼，这样办理的学校，将为天晓得学校。

诸如此类之趣剧味的人生观和分辨形式与内容的公式，可以用千千万万不同的方法来表明。数年前，国民政府据中央党之建议，有一条命令禁止政府各会在上海租界区内设立办事，倘真实行这条命令，于各长殊不便，他们在上海置有公馆，又得敲碎许多人的饭碗。南京各长既不公然反抗中央之命令，亦不呈请重行考虑，或老老实实申述其不便和不可实行之理由。没有一位专业的师爷，其智力技巧足以草拟此类呈文而适合于优良之形式。因为中国官吏定住居租界区域的这望，即是不国。不意眉一皱，计上心来，想一个巧妙别致的方法，就把驻沪办事的招牌换了一块，叫“贸易理局”每块招牌的费只消二十大元，结果使得没有人敲破饭碗，也没有人失面。这个玩意儿不但喜了各长，抑且喜了颁发这条命令的南京中枢当局。吾们的南京各长是大幽默家，梁山好汉之亦然，军阀亦然，中国内战之幽默，前面早已代明白。

会，不知要引起怎样更响亮的笑声哩！

此幽默汉的稽质结果削弱了中国人办事的严肃态度，上自最重大的政治改革运动，下至微末的葬狗典礼。中国人的丧葬仪式，其稽足以雄视全球。中国人上中阶级所用的送葬仪仗就满储稽资料，你可以看见其中有街狼顽童排成行列，肤污秽，而穿着绣的彩袍，错杂伴随以新式乐队，大奏《前！基督兵》(OnwardChristianSoldiers)。如此情形，常被欧人引为实，证明中国人的缺乏幽默。其实中国人的送葬仪仗正是中国幽默的十足标记，因为只有欧洲人才把送葬仪仗看得太郑重，太想使它庄严化。庄严的葬仪是中国人所难以想像的。欧洲人的错误是这个样儿:他们把自己先为主的意识，演绎的断定葬仪应该是庄严的。葬仪宛如嫁娶，应该闹，应该阔绰，可是怎样也没有理由说它必须庄严。庄严其实只备于其夸张的服装里，其余的都是形式，而形式是趣剧。直到如今，著者犹不能辨别送葬和婚娶的仪仗二者之间有何区分，如非最后看见了棺材或者是轿。

中国的幽默，观乎度稽的送葬仪仗的表现，是存在于外表的形式，与现实的内容无关。一个人倘能赏识中国葬仪的幽默，大概已能读读或好好地翻译中国政治方案了。政治方案和政府宣言是存乎形式的，它们大概系由专门的职员来起草，专司起草职员系宏丽辞藻、堂皇语法的专业者，恰如贳店之专备婚丧仪仗、灯彩行以租为业者，故有见识之中国人士便不当它一回事。倘若外国新闻记者先把送葬彩服的印象放在心上，则他大概不致再误解中国的一切方案宣言，而慢慢地放弃把中国当作不可理解的特异民族的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