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王天容和樊大章现在都是企业的负责人，应该不属于官场上人，但是，据当时中国的特，他们其实都还是官场上人，因为他们都有可能随时回到官场上。正因为如此，樊大章对王天容这番不经意的恭维就觉非常顺耳、非常受用。顺耳和受用的原因并不表示他自己浅薄，想听恭维话。其实，像樊大章这样级别的领导，又在这样一个有实权的位置，假如要想听恭维话，那是听不完的。樊大章之所以觉得王天容不痕迹的恭维顺耳、受用，是因为他相信这番话姚秉诚已经听去了，并且听了一定印象刻。所以，从某意义上说，樊大章这也是顺领导所顺，受领导所受，跟“急领导所急”差不多。

樊大章在这个时候能有这样的受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他知，上又要换届了。并且他还一步知，姚秉诚不是去江西担任常务副省长，就是去国务院担任一个什么办公室的副主任，而这个办公室的主任是国务院总理亲自兼任的，所以，如果是去国务院，姚秉诚差不多就相当于长了，至少相当于主持工作的副长。假如要印名片，那么，名片上可以堂而皇之地写上“副主任（主持工作）”或“副主任（主任为国务院总理）”不怎么写，都是实事求是，都经得起检验和推敲。一句话，反正市委班又要重新调整，而只要市委班重新调整，那么政府班也必然重新调整，这就叫“保持一致”只要保持一致，樊大章就有更上一层楼的机会，比如任副市长的机会。

另外，樊大章是个非常廉正的人，并不打算在现在的职位上捞取个人的经济利益，既然不打算捞什么个人经济利益，那么占着那个位置就更没有任何意义。正像他的一个当作家的同学对他说的那样：“不捞钱你占着一个有实权的位置什么？”

王天容说：“当初，樊书记提这个思路的时候，我还以为行不通，咨询了有关方面之后才知其实是可行的，并且还是改革开放的又一项新创举。看来，我还是要加学习呀。”

正是这不经意，显示王天容政治上的成熟，成熟到一都不痕迹。拍能够拍到不痕迹，就表示拍的技巧成熟了。这成熟，在官场上非常有用。

在樊大章看来，能够政府班担任副市长当然比现在的位置好。首先是好听，照中国作为礼仪之的好传统，各级政府门对于各级领导的称呼一律都采用简称，就是把“副”字简掉。比如副市长一定称为“市长”副书记一定称“书记”“市长”当然比投资理公司的董事长好听，因为现在不是什么人，只要舍得几千块钱，找中介公司注册一个什么公司，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上就可以在自己的名片上印上“董事长”三个字。这还是胆小的，胆大的，即便本就没有什么公司，也可以印上一盒名片，并且在名片的左上角还印上一个金的国徽，或者是代表临港市政府机关的拓荒的图案标志，仿佛他是政府机关的“直属董事长”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本看不这“直属董事长”跟樊大章的区别，说不定还以为他比樊大章官大。而市长就不一样了，即便在市长前面行加上一个“副”一听也知比任何董事长都大。所以，樊大章在投资理公司董事长和副市长之间，当然更倾向于当副市长。

既然樊大章支持了，那么就等于是投资理公司支持了，而且，王天容还拉着樊大章一起去见姚秉诚。当着姚秉诚的面，借专家学者顾问之，继续给这个新思路帽。当姚秉诚对这个新思路已经有了明确的印象，并表示原则赞同之后，王天容又在不经意间，轻描淡写地暗示这个思路的始作俑者是樊大章。

樊大章是真的不想捞钱，并且他也不知捞钱什么。樊大章的父母双亲已经去世，去世之前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