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觉得乔伊斯对《尤利西斯》有三项贡献：第一，写了它；第二，让它输在法；第三，让它赢在法。有此三段论，这个作品不再仅仅是现代文学经典，而且成了文化法律经典。在它之后，世界各地的现代派作品全都获得了法律上的安全。

由此可知，习惯是一支杖，总是要去驱赶一切创造，如果赶来赶去赶不走，它就回过来驱赶创造的对立面。

尔兰现在已经开始全方位地走向一国际化的正常，经济发展不慢，让人刮目相看，而文化的事比较烦难。他们也明白不能仅仅像其它落后地区一样卖民族遗产，因此先把乔伊斯请回来再说，至少可以通过他来猜测国际文化光。

法律的条文比较原则，而一涉及案例，便生动地显现是非。任何一个法律条文都不会像案例那么烈而地让人到如坐针毡。因此，在某个领域如果缺少案例，其实也就是关闭了社会的觉和理对这个领域的介，拒绝在这个领域实现法律的公正。

猜测总不会一步到位，那么先为他安排一间老屋住上，大家一起慢慢习惯。

在二楼阅览室里，埋工作的研究者坐满了各个角落，使匆忙的参观者们有惶愧。我轻步在那里逡巡，整理着自己心中对《尤利西斯》的印象。记得写的仅仅是一天的时间，一对夫妇的心理遭遇凑而肆洋，真实得难以置信，却又与荷史诗《奥德赛》构成遥远的平行，于是成为一现代史诗。

据我所知，直到晚年，乔伊斯艰难地谋求定居地却故意避开了家乡。有一次叶芝和萧伯纳筹建尔兰文学院，诚恳邀请他参加，他也拒绝了。他不想某派别，尤其是与家乡有关的派别。

记得我以前在《乡关何》一文中曾分析过中国文人与家乡的复杂心理关系，相比之下，这位尔兰文人显然有更也更凄楚的诀别心态。

由此联想到，中国文化界让人气愤的事情实在太多，如要请法律来仲裁，首先要让一系列案例来示范。因此，应该有更多的受害者不怕起诉，不怕，哪怕是历来最怕打官司的文化人。

这幢楼整整装修了十四年，一九九六年纔开张，连总统都来参加了开幕式。可见尔兰真的想拥抱自己别离多年的游了，以这幢楼，以那炉炽的火，以那些好不容易收集到的旧照片。但究竟拥抱到乔伊斯的游魂没有把握不大，真正可靠的是拥抱住了世界各国版乔伊斯著作的各版本，以及每年来自近百个国家的参观者。

记得《尤利西斯》一九一八年在国报纸连载后就于一九二○年被控上法，法判乔伊斯败诉，书籍停止发行，罚款五十元，理由是此书有伤风化，会诱惑很多过于的人。一九三三年第二次上法时社会观念已经大变，国法官这次宣判乔伊斯无罪，为《尤利西斯》恢复名誉，理由是法律不照顾那些时时等待着被诱惑的过于者，法律只考虑正常人。

它会使习惯于传统小说的读者不习惯，但一旦有了它，人们也就渐渐对传统小说不习惯起来。

———这句判词真让人兴。历史上许多罪名，是不正常人对于正常人的宣判，而不正常人总会以超度的义亢奋，来掩饰自己的病。因此，仅仅引一个“正常人”的概念，便全局醒。

尔兰一度拒绝他，也是因为不习惯，而现在，谁也不再习惯一个没有乔伊斯的尔兰。

《尤利西斯》在国的两度宣判，也说明即使是了近代的国，法律也有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推动这个过程的宏观因素是时代，而微观因素则是案例。

他反复告诉我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尔兰不喜乔伊斯，乔伊斯也不喜尔兰；乔伊斯离开都柏林以后很少回来，但所有的作品都以尔兰为题材。这几句简单的话让我震动，一个孤独的灵魂与土地的关系竟是那样缠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