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侠：九十年代的知识群的分化，一批人下海经商，一批人漂洋过海，继续学术的人很少。而且，九十年代知识界的最大特，就是经济学成为显学，取代了八十年代的文学、学。像胡鞍钢、叶绍光这样的洋博士，看准了宏观调控时期决策者的所好，个"国家能力报告"，从中西的比较中论证中央的经济集权的合法。称中国的财政现状是地方、弱中央，主张加中央集权，提国家提取财政资源的能力。叶绍光后来与胡鞍钢分手，把国家的财政能力及财政效率与民主制度直接挂钩。还有樊纲、盛洪、刘伟、钟朋荣被称为京城"四少"，他们的理论主要是为上层决策理论论证的，还喜上电视作秀。再有就是喝了国洋墨的崔之元、甘等"新左派"为代表，他们注重分上的平等问题。

老侠：对。在这类知识群外，也有一批持学术自由取向的知识分，秦晖、刘军宁、雷颐、谢泳、汪丁丁、何清涟、朱学勤、朱大可等等。何清涟写了一本书叫《现代化的陷阱》，敢于及现实问题，敢于呼吁经济学的义关怀和人文神。

王朔：你说学术上也有这情况吗——谁跟权力近谁的声音就越响亮？

老侠：八十年代的知识群没有明显的分化，八十年代初的民间群与制内群的区别，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基本上消失了，民间群除了极特殊的人，大都了制内，都成了准官方的制化的知识权力，但九十年代知识群的分化特别明显。学院派与幕僚派之外，还有脱离制的个文化人，这些人在经济上完全独立，你是作家中最早的有影响的写作个。其他的如歌星、影星。但很快，这些人，包括你，又被整合亚文化制内——即逐渐丰满成型的大众文化的商业运作制。

老侠：肯定有，而且相当普遍。这里有两情况。一是幕僚型的知识分，他们的声音在某意义上就是权力的声音。厉以宁、胡鞍钢、樊纲等等，他们的声音会成为经济学界的主。吴敬涟老先生是个例外，他也是幕僚型，但他持自己的独立的批判立场。另一是投其所好的跟风派，这是学院派知识分的主，不分搞什么专业的。学术界提本土化、规范化，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突然走红，搞经济学的盛洪、社会学的邓正来、法学的朱苏力，以及崔之元、甘等，甚至连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指导者李陀从国回来后也成了民族主义者。还有王一川、张法、王岳川、张颐武这些以研究西方现代学、后现代理论著称的人，也长篇大论地谈起"中华主"与"中华他"。这些学院派知识分的嗅觉极灵，嗅味儿就一拥而上，抓住东方主义，抗拒西方的文化霸权、语言霸权，这与抗拒西方的政治霸权、经济霸权正好吻合。

老侠：对。现在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最致命之在于：面对如此混而不公正的经济秩序，他们既没有起码的义又没有超过政策之上的理论创新，不敢正视中国经济困境的心问题：产权的不明确和权力的无孔不久即权力的市场化。

自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国一直有克思主义者，有左派。他们也是基于分不公而批判现行的资本主义制，怎样才能通过现行制的改革使财富的分达到最大可能的平等。

但国已有了完善的自由市场，而中国的市场刚刚起步，且被权力所扭曲。因为自由市场以产权保障为基础。再说，市场经济中的自由。效率与分的平等永远是一个悖论。没法在要求自由和效率的同时，还要求分的平等。市场要求的是公正，而非分上的平等。

别是中央台制成了《河殇》的专题片后，解说词全是居临下式的说教，用朗诵式腔调字正腔圆地去念，给人的觉像《圣经》的那命令式的救世主姿态："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只要这腔调现，似乎念的东西就是真理，绝对真理。这个传统来自夏青们的播音，一直到现在《焦访谈》的主持人的教主式的面孔。那时的文章，从文学到理论，大都是救世主腔调，人人都想当救世主，当教皇。在当时，社会上有"四大青年导师之称。当时的"寻文学"、"黄土地"系列的电影，也有这俯视的在上的救世主心态。

王朔：谁跟权力的关系近谁就捡大的。

王朔：我对学院派特别兴趣，它是铁板一块吗？放过洋的与没放过洋、国内读完博士的是不是有一些区别？

由此引发了一场讨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生活很清苦，有人甚至连教职都岌岌可危。与那些遵命主义者的生活平差别很大，那些人依然是学术界的富翁。

王朔：我看经济学家大分都是这样。

王朔：大众文化制这块我比较熟，居其中，受其惠，也受其害。我特别想了解的是那些土博士洋博士土教授洋教授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