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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残酷的传媒(3/4)

是在大众传媒中,所有的受众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误读或歪曲,所谓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王朔。这种东西从理论上讲,接受美学已经把这种传播中的误读变成了一种常识性的东西。有人甚至说,文学的历史不是原著或作家的编年史,而是受众阅读接受的历史。不加入接受者的阅读经验的历史不是真正的历史。

王朔:那就是告诉我,歪曲是活该倒霉,谁让你写了字还要让人读呢。

老侠:误读或歪曲有两种,一种误读,特别是在大众文化中,就是成心把你当笑话读,成心给你添恶心,往恶里读,能从你的文本中读出些轶闻趣事就更开心更热闹。但是还有另一种误读,就是创造性误读,他接受你又歪曲了你,他从你的东西中读出了他自己,或者说,你的这个东西唤醒了激发了他本身的内在灵感和创造力,他从你的东西中引申出另一些东西。真正的传统是创造性误读逐渐累积的。尼采不误读古希腊的东西,就不会有《悲剧的诞生》。

王朔:大众文化中的误读有创造性吗?我怀疑。

老侠:大众文化本身就是复制性的拷贝,它的那种传播与创造性误读是两回事,与读严肃的书的那种误读是两回事儿。他直接面对你的作品,不受媒体炒作的影响,他误读也好,不误读也好,这都能理解。对大众文化的唯-一种创造性误读,我能认可的只是那种严肃的批判性阅读。这种阅读不是跟着大众的趣味、媒体的炒作走,而是有他自己的一定之规,无论时尚多么瞬息万变,他都有自己不变的立场。

王朔:大众文化也有他自己的那么一套基因,复制出它自己的传播方式和阅读方式。别人无法左右它。它是一架一按电钮就按照既定程序一直运转的机器,谁想以身试法,八九不离十要粉身碎骨的。

老侠:它有一套机制,给你弄来弄去,弄得你想发火都找不到对手,想解释也不得要领。就像我最近看到的《中华读书报》上关于王朔与金庸打仗的东西。把一种正常的批评弄成"打仗",这本身就是大众传媒的惯用的炒作策略。这篇东西大部分篇幅不讲你说金庸为"香港四大俗"是否言之成理,而是说:第一,王朔的东西现在没人看了,你耐不住当惯了弄潮儿的寂寞,想借打金庸寻找新的兴奋点。这些人还用夸的方式恶心你,说王朔的确聪明,知道在什么时机挑选什么对象出击。说你时机把握得好,对象也挑得老道,你知道,这个时机打这个对象恰是一发中的、百发百中。第二,有人又说王朔已经江郎才尽了,然后又把你批判金庸这件事与你给一个叫艾丹的人的小说写序弄到一块,说你之所以为艾丹写序,是想寻找自己写作的继承人,使自己的这路小说有传人,代代不绝。看来,只要在大众文化中蹚过浑水的,突然想拔腿逃跑,退出大众文化,也不会那么容易,如同想成为大众文化中的腕儿明星不容易一样。既然咱成了大众的腕儿或星,就由不得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大众文化会像捧你时一样制造出另一套恶心你的说辞,比如我刚才提到的,说你重炒自己,说你江郎才尽等等。这套说辞,骨子里有种挺恶毒的东西。

王朔:我觉得咱们说的不矛盾。这是大众文化它本身的机制造成的,我觉得这就是受众,我认定的受众就是这样,都属他们自以为聪明。他觉得自己目光敏锐,螺钉似地一眼穿透了你的本性,其实他是妄加猜测,甚至是有意用这种手法给你下个圈套。这手法我以前也使过,就是归谬法的那种下作的搞法。不说刚发生的,而是往远里说,用妄加臆断的不着边儿的东西说事儿。就因为它是大众传媒,它就会这样把任何一种说法一步一步地推向最终的地方——弄得你要非解释非要自我辩鲫不可。还有比这更不作的说法。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干,打金庸。肯定背定有不可告人的私利。大众文化传播有两个特点:它传播起来特别有意思,有一个一次的传播,它似乎还要原始一点儿,贴着谱走,不会太旁门左道的胡乱弄。接着就是二次传播。二次传播就统统是歪曲的了,但大众文化的传播只有在这种二次传播中才能真正完成,才成为真正的大众传媒,否则就不是大众文化的传播了。一旦它是歪曲的,再加上各种流言蜚语、道听途说,它就开始由作品由事件转向对你这个人的种种揣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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