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东京地方法院审判长片山良广在法庭上郑重宣布，日本政府在对待日军当年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问题上态度怠慢，日本要向中国的十三名原告作出总额约一亿九千万日元的赔偿。日本媒体指出，这一判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法庭上宣读的判决书认为，旧日军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和炮弹，是附随战争行为的组织行为，是国家行使权力的结果。作为日本国，其后采取置之不理的怠慢做法，这也属于国家行使权力行为。本来，日本政府可以通过询问旧军队的有关人员和调查军队留下来的相关资料，详细掌握遗弃的化学武器情况。即使中日恢复邦交后，日本国仍没有履行这一义务，导致化学武器伤人事故的发生。这种怠慢做法属于违法的权力行为。按照日本赔偿法，受害者应得到赔偿。关于时效问题，判决书认为，日本国在战后和中日两国复交后都没有对伤害事件进行调查以及向中国提供防止伤害事件发生的信息，提出时效问题没有丝毫的正当性。日本政府以时效已过为由回避赔偿是明显有悖于正义和公平理念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三天之后，日本政府没有接受这个判决而提出了上诉，这场本该划上句号的官司还将推展到下一阶段。王选们表示，他们将奉陪到底。

八年来常常啃烧饼、宿车站的王选为对日民间索赔运动奉献出了一百万日元之巨的“自费”是的“自费”二字在中国有着特别的含义。

在“为人民服务”这一冠冕堂皇的旗号下，各级官僚每年公款吃喝嫖赌就花费了数千亿人民币。然而，在大会小会上振振有词地宣讲“爱国主义”的官僚们，却从来没有给予王选和原告们任何资助。在市民社会刚刚开始萌芽的中国，也没有企业家、基金会和民间组织愿意成为公益事业的强大后援。因此，中国公民个体的索赔之路比任何国家都要走得艰辛和困难。

我们在敬重王选这一“蚂蚁挑战大象”的事业的同时，又不能不遗憾地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调查、抢救细菌战受难者的历史事实，首先应该是“有关部门”的责任；没有一份完整的受难者名录，至少是“有关部门”的失职…

中国人必须拒绝遗忘。如果连中国人自己也忘却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那么悲剧就有可能重新降临到我们头上。中国人必须保存记忆。如果连中国人的记忆也出现了模糊和差错，那么昔日的刽子手们便成功地实现了第二次的谋杀。

拒绝遗忘和保存记忆，是对自身尊严的捍卫。一个连自己的苦难和耻辱都迅速遗忘的民族，必然是一个没有尊严感的民族，也必然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民族。

在谴责日本的教育部门不断修改历史教科书的同时，我们更要关注我们自己的历史教科书——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是否忠实而详细地讲述了我们的耻辱和我们的苦难？在警惕日本的中小学教育淡化侵略战争罪行的同时，我们更要重视对我们的青少年的历史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是否清晰和全面地知道当年的灾难和惨剧？

长期以来，在我们历史教科书中，抗战的章节不仅过于简略，而且也脱离了历史真实。国民党军队正面抗战的功绩被一笔带过，蒋介石受到了漫画式的丑化。没有多少孩子知道，国民政府曾经组织过有七十五个师参加的淞沪战役，国民党动用了几乎全部的精锐部队；没有多少孩子知道，战争后期蒋介石参与签署了发扬国威的《开罗宣言》，中国跻身世界四强的行列，并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