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二年，在《南方周末》发起的“年度十大风云人评选”中，王选得票第一。相对于谢尔顿·哈里斯们的敬意来说，中国民间给予王选的敬意现得太晚太晚了。王选多年来的风雨兼程，一直遭到主媒和某些门有意无意的冷落。其实，这也是中国民间索赔运动积极分们共同的尴尬。在中国“民间”和“个人”总是羞于言说和遭到怀疑的词汇。当这些被凌辱和被伤害的生命开始漫漫的索赔之旅时，他们背后没有大的后援力量，他们仿佛是孤独的前行者。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带来了重的灾难，也侵害了中国老百姓个人的基本人权，其暴行不但缺乏人类基本的良心和德文明，也违反了国际法中有关战争法规则。二战结束之后，国共两党政权先后放弃了对日战争赔款。但是，政府放弃了国家赔偿的要求，并不意味着国国民也失去了民间赔偿的权利。那些遭受过日本军国主义之苦的国家的国民，对日本政府和企业要求受害赔偿，不仅在义上天经地义，在法律上也符合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准则，同时这也是受害者的基本人权。

国已故历史学家、细菌战研究者谢尔顿·哈里斯说过：“王选是一名真正国的中国人，她全力为日本占领中国期间的暴行受害者的正义事业而抗争，是一位不同寻常的人。我对她的才智、人主义神、以及她为全中国人民作的献，表示极大的赞赏和尊敬。”

崇山是王选的故乡！她童年的记忆被激活了。在那场浩劫中，王选家族有八人罹难，义乌崇山村有三百九十六个村民死于鼠疫。王选设法联系到日本市民团成员松井英介和森正孝，她告诉他们说：“我要参加你们的调查，我是义乌人，我有义务。”懂得日语、英语、崇山方言的王选意识到：“我是一红线，我可以方便地穿梭在中国、日本、国之间，只有我能把这些老老太太串起来。”

中国的暴力受害者们理应享有像芙奥罕那样的荣誉和尊敬，她们不应当遭到遗忘和歧视。当她们站来揭侵略者暴行的时候，与那些当年捐躯疆场的战士们一样，她们也站成了民族的脊梁。

亚政府授予她澳洲二等勋衔，并在政府公报中表示：此次授勋，是表扬芙奥罕在鼓励战时保障人权和保障妇女方面对国际社会作的杰贡献，以及她在鼓励公开战争暴行方面担当的领导角。

这是一场“路漫漫而修远兮”的官司，但是对于王选和她的同伴们来说，则是“吾将上下而求索”岁月与病无情，二十九名原告团中，数名已经龄的成员已经撒手人寰。还有人不想再告了，因为八年调查取证、诉讼开始后的五年间二十七次的开，当事人耗费了大量的钱财、心俱疲。

一九九四年，芙奥罕版自传《五十年的缄默》，并被改编为纪录片，赢得当年澳大利亚电影业最佳纪录片大奖。芙奥罕一直担任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和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义工，就人权和在战争中保护妇女的问题奔走呼号。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一审结果是：驳回原告要求日本政府歉与赔偿的要求，但是破天荒地确认了日军细菌战的罪恶史实。

一九九五年八月三日，正在日本留学的王选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日本共同社采写的消息：首届“七三一”队民间国际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有三个来自浙江义乌崇山的细菌战受害人席，他们得到日本民间和平组织“日军细菌战历史事实揭会”的援助。他们准备向日本法起诉，要求日本政府歉并赔偿。

中国民间索赔之路为何难于上青天？一方面，中国没有发达的民间组织和基金会，为之提供各支援和帮助；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方面一直不愿正视若战争遗留问题。其实，有识之士早已指：“日本遗留化学武事件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活历史，是检验日本政府如何对待侵华战争历史的标尺。”只要日本政府遵守中日两国之间签订的三个政治文件的基本原则，刻反省侵略战争历史，切实承担战争责任，这个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近年来，中国的民间索赔运动风起云涌，显示了中国人民民族神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中国人民拒绝遗忘、捍卫尊严的决心和勇气。

芙奥罕原来是荷兰人，在印尼爪哇居住，一九四二年被日军捉去当安妇。战后移居澳大利亚。在一九九二年韩国安妇公开日军在二战时期的暴行时，芙奥罕而，公开自己当年的遭遇，并前往东京在听证会上作证。

十多年来，中国两岸三地的民间索赔运动不屈不挠，不畏各阻碍和压力，显示了和平时期的英雄本。

于是，王选在日本读书、工作的平静日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