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多。

早在30年代，陶行知就在《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一文中提出：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主要是由于人多，科学木发达，社会不平等。减少人口是中华民族出路之一，也是中国教育的出路之一。中国现代教育者之最大责任是：教人少生孩

96子，教人创造富的社会，教人建设平等互助的世界。文章在列举了人口数与生活状态的关系之后提出：只有人口退到教育线或创造线（每户三至四人）才能使有天才的分子不至因穷困而埋没，没有余暇研究高深学问，以发现更有效之生产技术而创造更富裕的社会。

谁忽视真理，谁就要受到真理的惩罚。当我们在茫茫人海中挣扎时，陶行知先生的话才显示出应有的份量。一句“人多力量大”使伤痕累累的土地成了白蚁之国。贫困与肮脏、环境恶化与生态失衡，将长久地困扰着我们。我又想起了一位智者在晚清所说的一段话：“凡物多则生患。天下之患，生于多者十，而外夷不与焉。土多而不敬，宫多而不择，民多而无业。土多而不知理，法多而无所守，说多而无所从。取多而无度，用多而不节，兵多而不可用，盗多而不能解。”看来“多多”非但不能“益善”反倒是“益恶”

为鼓舞军人士气，俄军方最近延请《花花公子》“玩伴”达娜·博利索娃主持军事电视节目。一时间，这位身着三点式、腿跨坦克、手执冲锋枪的美女成为俄国军人的偶像。

俄国人总算明白了，军入首先是“入”所以，一名美女的感召力胜过千万名政治指导员。仅有“爱国主义”是远远不够。而这一点，美国早就明白了，二战时候他们便推出玛丽莲·梦露作为军中女神，果然令士气大振、所向无敌。

俄国人充当了70年意识形态的玩偶后，终于也学会过“人”的生活了。我们呢？

清末陈康棋《卿潜纪闻》记载了一名“老吏”的心声。自言做官叨年，游历九行省.概论立日前夫省古。归，口若翻澜，曰云：“当时知府、知县，幸不甚富民，噬弱户，索土产，兴陋规，百姓更不堪命。幸不常巡；巡则搅驿道，抗夫马，斥供张，勒馈堪命，仍若百姓耳。”

知县不知，巡抚不巡，总统不统，总理不理，这种情形在民主体制下是民众的不幸，在专制体制下却成了民众的大幸。听说过一件真事：某地地方官因贪污被捕，搜出家财万贯.可比吉日之和砷。该地百姓不仅没有载歌载舞，鸣锣放炮，反倒如丧考批

有大祸临头之感。怪哉，水蛙吸人血也要将其拍死，此它吊之害千百倍于水蛙，人们为何恋恋不舍？也是一老吏说出了真相

当地人好不容易养肥了这名官员，他大腹便便.讲一来吸收消化的功能有限。现在重新派来一饥肠辘辘者，又将像蝗虫一样吃个鸡犬不留。两相比较取其轻，当然要怀念事败的官员啦！

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严令各报馆不得刊登有关联大纪念五四的消息。特务头子出主意让昆明三家影院赠送5月3日、4日各场电影票2800张给学生，企图以此干扰破坏纪念活动。同学们把电影票取回，转让给难得看上电影的士兵和居民。

我不禁想起“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成语来。我佩服特务的聪明，釜底抽薪，笑里藏刀，抓住了青年学生爱看电影的心理，在关键时刻体现政府对青年学生的关怀。我更佩服学生的聪明，电影票不领白不领，取之于民，亦用之于民，好一招惜花献佛，倒是让政府的关怀落到了实处。

李远哲如是评价台湾的教育状况：就算是请爱因斯坦或爱迪生到台湾参加联考，也一定考不取任何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