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泰辰仁《东园笔录》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有盗某令家，刃胁之日：“吾与法均盗也，以盗得盗，不得谓之盗。吾之盗，得财而已，不必杀人；汝之盗，常杀人以得其财，与吾孰贤耶？夫盗之罪必死，吾知之，而乃冒死为之，徒以贫故，不得已此，计所历若家，所犯若案，较汝所为，曾未及半，而徒获盗名，甚无谓也。今独取汝盗，吾可以归里买田，佝佝为善人，不犹胜法之终为盗乎！”携其窟千金径去。某令大惧，不敢其事。

1931年“红”恐怖笼罩闽西地区。2月对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第二十号通告。通告指示：“在整个反动政党——国际社会民主党没有全盘破获以前，各级政府应集中火力行这一肃反工作。”该区先后捕获原红军一OO团政委林梅汀为首的“社党分”60多人，许多人被即时枪杀。闽西红军连以上、地方区以上被杀者占十之八九，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和候补执委，被杀者占半数以上。中共中央要求采取“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

“第二，空谈外来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真理被贬为狗屎，岂止是真理的不幸！胡适还说：“‘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法了。”主义的堕落，实际上是谈主义的人的堕落。我近来研究汪伪史，发现汪伪政权的重要人，原来大半曾是谈“社会主义”是的血青年。周佛海、陈公博、丁默哪…当年哪个不是“主义”虔诚的信徒呢？最后落当了汉。

事了。我想，大学毕竟跟福利机构有所不同，大学生也不是福利工作者。大学里的大学生于一些社区的服务是理所当然的，但一有什么“疑难杂症”便拉到大学里来，就好像看病找错科室一样。当这些活动是为了营造“校园神文明建设”的新闻效应的时候，就令人啼笑皆非了。频频让没有收的大学生捐款，这个现象本就说明这个社会有多么地不健全。用王朔的一句话来说：没有心是万万不能的，但是心也不是万能的。即使所有的北大学生都有一颗佛祖的仁慈之心，这个社会也不见得能步多少。“滴石穿”的故事，只能迷糊几个单纯的孩。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的事。

庄早就说过：“窃国老侯，窃钩者诛。’”故事中的盗非梁山草莽可比，真正是个世事明的智者。所谓名教世界，无非是给那些终为盗者“正名”而已。说什么文忠公、文正公，什么紫金冠、白玉佩，写什么策对文、诗词赋，统统掩盖不了“大盗”的真面目。“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不过是贪酷的匹夫；乾嘉学派宗师的王先谦，不过是顽劣的庸人。这些“满仁义德、满肚男盗女娼”的家伙，居然成了中国历史的主角，那么中国历史比《浒传》还要糟糕得多。

这就是“主义”杀人。“红恐怖”一也不亚于“白恐怖”同志杀同志的效率，往往比敌人杀同志要

胡适的步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历史教科书中被归“反动文章”之列。教科书背多了，自己也不由自主地相信了，虽然并没有看过原文。

有一次，找来原文一看，方有目惊心之，要是这些年来我们照着这篇“反动文章”所说的去，也就不至于悲剧接二连三地发生、使鲜血浸透20世纪的史书了。适之先生分三个层次分析“主义”之害：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危险。”

近来，从报上时不时读到类似的报，小偷将某某官员家中财洗劫一番，而官员不敢报案。直到小偷被抓，才将官员牵扯其中，顺藤摸瓜，最后挖一个大贪污犯来。我想，反贪局是无甚大用的，不如招安～帮神偷组成一个反贪组织，所到之哪个贪官不落法网呢？魏源有“以夷制夷”之说，但中国还是不免为夷所制；我的“以盗制盗”之说，说不定真能解决雷声大、雨小的反腐败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