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一同步下木屋里阴冷的楼梯，走出泥泞的街道时，他才搞清楚，根本没有任何亲戚或别人邀请可怜的耶拉去参加任何除夕晚宴。不仅如此，耶拉当天还得去报社值班，因为他想多赚一些钱让母亲动手术，治疗她长年在烛光下缝衣服而逐渐失明的眼睛。

故事结束后是一段沉默，接着卡利普指出，其中有一些细节完全不符合耶拉的生平，然而他们并不听信他的解释。的确，他们有可能搞错了日期和亲戚的辈分，假使耶拉的父亲还在世，（你可以百分之百确定吗，先生？）他们或许会错把父亲说成祖父，或是误把姐姐当成姑姑，但这一点出入也没什么大不了。他们请卡利普在桌边坐下，拿支烟请他抽，问他一个问题但又不理会他的回答，（你刚刚说你们是什么亲戚关系？）接着，他们仿佛在一张想像的棋盘上面下棋一般，开始你来我往地从袋子里拿出一个个记忆片段。

耶拉对他的家族充满了感情，以至于就连在那段只准提及市政问题的报禁时代，他也依然可以挥笔成书，写出让读者和审查官都看不懂的文章，追溯他童年的记忆，以及记忆中那栋每一扇窗外都有一棵菩提树的豪宅。

不，不对，耶拉的处世技巧仅限于新闻领域。只要碰到他不得不参加的盛大场合，他一定会带朋友同去，以确保自己能够安全无虞地模仿朋友的动作和谈吐，效法他的服装打扮和餐桌礼仪。

才没这回事呢！耶拉是个雄心壮志的年轻人，专门负责妇女版的填字猜谜和读者咨询，连续三年间，他所执笔的专栏不仅成为国内阅读率最高的单元，甚至在整个巴尔干半岛和中东地区都深受欢迎。不只如此，当他出言诋毁左右派分子时，也丝毫不觉得良心不安。若不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亲戚朋友对这个不值得的家伙关爱有加，助他一臂之力，耶拉哪可能拥有今天的声势？

那么，拿西方文明的基石之一“生日派对”来说好了。我们有一位具前瞻性的政治家，很希望能够在我们的文化里建立起这项温情风俗，因此，当他为自己八岁的儿子举办一场善意的“生日派对”时，他不但邀请多位记者参加，也请了一位来自地中海东岸黎凡特的中年妇女弹奏钢琴，更准备了一个鲜奶油草莓蛋糕，上面插着八支蜡烛。结果，耶拉却在他的专栏里大肆嘲讽这场宴会，将它讲得极为可鄙不堪。他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如人们所推测的，是为了思想上、政治上甚至是艺术上的理由，而是因为他惊觉，自己一辈子从来不曾得到父爱，也从来不曾拥有过任何形式的关爱。

恰巧相反。为什么如今哪里都找不到他，为什么大家发现他给的不是错误的电话号码就是假的地址？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近亲和远亲们给予他太多的爱，使得他难以回报，因此从中衍生出一种奇异而复杂的仇恨——是的，甚至扩散到全人类。（卡利普只是不小心问到他可以去哪里找耶拉而已。）

噢，不是这样，他之所以藏到城市的偏僻角落，之所以躲着全人类，必然是基于别的因素：他终于明白，孤独的痼疾将永远缠着自己，打从出生以来，这股无法治愈的孤独感就如一圈不幸的光晕，笼罩在他周围。好像一个残废的人，终于向疾病投降，他也不得不放弃，退缩到某个远离尘嚣的房间里，遁入逃不了的凄苦孤寂的怀抱中。

卡利普提到有一个“欧洲来的”电视单位，他们正在寻找这个窝在远离尘嚣的房间里冬眠的耶拉。

“总而言之，”论战作家涅撒提打岔道“耶拉就要开天窗了，他已经十天没有送来任何新的东西。每个人都清楚得很，他企图蒙混作存稿的文章，根本就是二十年前的旧玩意，只是重新打字让它们看起来像是新的。”

综艺版作家不同意。如卡利普所期待的，这些专栏文章甚至受到更大的欢迎，电话响个不停，耶拉收到的读者信件每天都超过二十封。

“的确！”论战家说“写信给他的，都是那些他在文章里大肆表扬的妓女、皮条客、恐怖主义者、享乐主义者、毒贩、流氓老大，专门寄信来给他提供馊主意。”

“所以你偷看他的信？”综艺版作家说。

“你还不是一样！”论战家说。

两个人像对弈的棋手在椅子上正襟危坐，满足于自己的出手。论战家从外套的内袋里拿出一个小盒子，以一种魔术师准备把东西变不见的装模作样姿态向卡利普展示。“如今，我和你称之为亲戚的那个人之间惟一的共通点，便是这种胃药。它能立刻消除胃痛，要不要来一颗？”

卡利普搞不懂哪里是棋戏的一部分哪里又不是，但他想加入，所以他拿了一颗白药丸吞进肚里。

“目前为止你还喜欢我们的游戏吗？”年老的专栏作家微笑着说。

“我还在努力弄清规则。”卡利普说，有点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