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允许我看一看这条狗。”结果允许我们看一看；就像允许我们一样，也允许那位怯生生地站在一旁的勒布先生看一看。在饭店大厅里，这位值勤副官向另一位同样魁梧的、身着制服的军官挥手，要他过来，给他作了一些指示。第二个巨人有一个登山运动员的脸膛，他对我们说：“你们跟我来。”勒布先生踮着低帮鞋的鞋尖走过地毯。我们穿过一个大厅，在厅里有十二台打字机在发出嗒嗒声，有更多的电话在使用。一条通道好像没有尽头，走了好多道门。人们迎面而来，夹着公文，赶紧让开。勒布先生对每一个人都打招呼。在一个门厅里，六把有圆形雕饰的沙发椅围着一张沉重的椴木桌子。木工师傅的目光在拍击着这些家具。是贴木板和镶嵌细工。三面墙壁全装上了厚重的框架，画着果品、狩猎生活和农村生活情景的美术作品。第四堵墙安装的是玻璃，像天空一样明亮。我们看见格兰德饭店的温室，看见古里古怪的、难以置信的、禁止栽种的植物。这些植物很可能都在吐露芬芳，不过我们隔着玻璃，什么也没有闻到。

在温室中间，坐着一个身穿制服的人。他很可能被植物的芳香弄得疲倦了，这个人同我们的巨人相比，显得矮小。在他脚旁，有一条发育得很充分的牧羊犬在玩一个中等大小的花盆。盆中原有的花草——一种浅绿色的纤维状植物，连根和厚实的土壤在一起，就摆在旁边。这条牧羊犬在转动空花盆。我们觉得听见了转动的声音。站在我们身旁的这位巨人用指节敲着玻璃墙。狗立即停止了嬉戏。门卫扭过头来，上身并没有动一动，便像一个老熟人似的冷笑了一下，然后站起身，大概是想向我们走来，然后又坐了下去。温室的外层玻璃正面使人可以看到奇妙的景色——看到疗养地花园梯地，已经停止使用的巨型喷泉，设计很宽、逐渐变窄而最终变得很厚的木板小桥，有许多同样类型的旗子，但是除了双岗之外，没有人。波罗的海举棋不定：它忽而绿、忽而灰，它徒劳无益地尝试着闪烁蓝光。不过这条狗是黑的，它四条腿站着，歪着脑袋。这正是我们的哈拉斯，像它还年轻的时候。

“像我们的哈拉斯！”父亲说。

我说：“就是我们的哈拉斯。”

勒布先生补充道：“可是它这长长的臀部却是从我的特克拉那儿传下来的。”

我父亲和我都说：“这个我们的哈拉斯也有。它有一个长长的、稍微有点下垂的臀部。”

勒布赞赏道：“上唇的下垂部分并拢得多紧，多合适啊，就像我的特克拉一样！”

父亲和儿子齐声说：“我们的哈拉斯也并拢得很紧。脚趾也一模一样。还有耳朵的姿态，就像一个模子铸出来的！”

勒布先生只看到他的特克拉：“我敢说——人们可能弄错了——元首这条狗的尾巴同我的特克拉的一样长。”

我代表我父亲讲道：“我敢打赌，元首这条狗同我们的哈拉斯一样，直到前肩隆起的地方，都是六十四厘米。”

我父亲敲敲玻璃墙。元首的狗叫了两声，同哈拉斯的叫声完全相同。

我父亲想透过玻璃墙打听：“对不起！您可以给我们讲讲亲王直到前肩隆起的地方有多少厘米吗？厘米？对，到前肩隆起的地方。”

温室里那个人告诉我们，元首这条狗直到前肩隆起的地方有多高。他伸出十个指头，比了六次，他的右手只伸出四个指头，比了一次。我父亲好心好意地拍着勒布先生的肩膀说：“这可是一条公狗，要比母狗高四五厘米。”

我们三个人对于温室那条狗的毛看法一致——那是短毛，每根毛都是笔直的，每根毛都紧紧地贴在身上，又硬又黑。

我父亲和我同声说：“像我们的哈拉斯！”

勒布先生毫不动摇地说：“像我的特克拉！”

我们那位身穿制服的巨人认为：“好啦，你们都别摆谱了。它们看起来多少总有点相似，都是牧羊犬。元首在山上大院里有满满一狗舍牧羊犬哩。这一次他带了这条狗。有时候，他带别的狗，换来换去的。”

我父亲想给他作一次报告，讲讲我们的哈拉斯及其来历，可是这个巨人摆手表示拒绝，而且还弯着带表的胳膊。

元首那条狗又在玩空花盆了。我在离开时大着胆子敲敲玻璃墙，但这时它甚至连头也不抬一下。就连温室的那个人也宁肯望着波罗的海。

我们退走时穿过柔软的地毯，从画有果品、农村生活情景和狩猎生活的美术作品旁边走过——一些短毛大猎犬在添死兔子和野猪，没有画牧羊犬。我父亲摸摸家具。整个大厅都是打字机和电话机。饭店大厅无法通行。我父亲牵着我的手。本来，他该牵着勒布先生的手——勒布先生走路时老被人撞着。大衣和头盔上满是灰尘的摩托车手跌跌撞撞地穿过衣着整齐的人群。这是些传令兵，他们的包里揣着种种捷报。莫德林是否已经阵亡了？传令兵们交出包，躺到宽阔的沙发椅上。军官们一边给他们递火抽烟，一边闲聊着。我们的巨人推着我们从五层楼长的旗子下挤过去，出了大门。我肩膀上始终没有想要往上爬的猴子。我们被领着通过了所有的警戒线，然后被允许离开这里。警戒线后面的居民想知道我们是否见到了元首。我父亲摇着木工师傅的头说：“没有，先生们，没有看见元首。不过我们看到了他的狗＼那条狗黑乎乎的，给你们讲，就像我们的哈拉斯一样黑。”

亲爱的图拉表妹：

没有空着的公务车把我们送回朗富尔。我父亲、勒布先生和我乘市郊列车回家。我们先下车，勒布先生坐着车继续往前走。他答应有机会来看我们。我感到丢脸的是我们必须徒步穿过埃尔森大街。尽管如此，这毕竟是一个美好的日子。我按照父亲的愿望在访问措波特的当天就写了一篇作文。我必须把这篇作文交给布鲁尼斯参议教师看，我在这篇作文头上加了一个标题：《我最美好的一天》。

当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把这篇作文修改后发还给我时，他从讲台上往下说：“观察得非常仔细，简直到了令人叫绝的地步。在格兰德饭店，的确是挂着几幅价值连城的表现狩猎生活、果品以及土里土气的农村生活情景的画，作者大多数都是十七世纪的荷兰大师。”

他不让我朗读这篇作文。相反，这位参议教师却在狩猎生活和农村生活情景上面耽误了不少时间。他谈到风俗画和他喜欢的画家阿德里安-布劳尔①。然后，他的话题又回到格兰德饭店、疗养大厦和赌场上来。“红色大厅总是显得特别漂亮和富丽堂皇。过不久燕妮就要到这个红色大厅去跳舞。”他故弄玄虚地低声说道“只要他们一走，只要这些目前比比皆是的军人阶层溜之大吉，只要他们连同那些武器的喧嚣声和获胜后的狂喜一道悄悄溜走，溜到另一个疗养地去，疗养院院长就要同市立剧院经理联合举办一次小型的却是纯粹的芭蕾舞晚会。”——

①阿德里安-布劳尔（1605／1606～1638），又译勃罗威尔，佛兰德斯风俗画家。

“我们可以观看，可以参加吗？”四十个学生问。

“这是一次为慈善事业举办的活动，所得收益要用于寒冬赈济。”布鲁尼斯同我们一道感到苦恼的是，燕妮只是在没有外人的聚会上跳舞：“她要上两次场，甚至在著名的四人舞中上场，当然是按照儿童简易本来跳，尽管如此，也不简单！”

我同我的作文本一道，又回到了书桌旁。“我最美好的一天”已经过去好久了。

无论是图拉还是我，都没有——

看见燕妮跳芭蕾舞。但是她肯定跳得不错，因为从柏林来的人当即就要聘她去跳舞。芭蕾舞晚会在圣诞节前不久举行。观众是通常所见的党内知名人士，不过除此之外，还有科学家、艺术家、海军和空军的高级军官，甚至还有外交官。布鲁尼斯说，演出结束的掌声刚完，一位衣着人时的先生就立即走过来。这位先生吻了燕妮的双颊，想把她带走。他给他——布鲁尼斯看了他的名片，证明他是柏林德国芭蕾舞团——过去是“快乐带来力量①芭蕾舞团”——的首席芭蕾舞教练——

①纳粹的一种娱乐和休养组织。

但是，布鲁尼斯拒绝了这一要求。他虚与委蛇，答应芭蕾舞教练以后再说，因为燕妮太孩子气，还没发育成熟。熟悉的环境，学校和家庭，优秀古老的市立剧院和拉娜夫人，也许还得抚育她好几年。

这时，我在休息大院里走到奥斯瓦尔德-布鲁尼斯参议教师身边。他像往常一样，忽而左边，忽而右边，吮着他的麦芽止咳糖块。我说：“参议教师先生，这位芭蕾舞教练究竟叫什么名字？”

“这个——我的孩子——他没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