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是想起，桥人确实见过日本飞机。本义说，第一次看见这怪的时候，本义的大房怕伯还以为是来了一只大鸟，叫喊着要后生往地坪里撒谷，诱它下来，又要大家赶快拿索来准备捉拿。飞机不下来，大房伯伯很有信心地对着天骂：我看你不下来！我看你不下来！当时只有希大杆猜这是日本人的飞机，是来丢炸弹的。可惜这个外来人讲话打乡气不好懂，大家没听明白、本义的大房伯伯说，都说日本人矮小，怎么日本鸟长得这么大呢？村里人白白等了一天，没见飞机下来吃谷。到它们第二次来的时候，就屙下炸弹了，炸得地动山摇。大房伯伯当场毙命，一张嘴飞到了树上，像要把树上的鸟窝啃一。本义直到现在还有耳朵背，不知是那次爆炸声震的，还是被飞向树杆的那张嘴吓的。村里炸死三人，如果加上一颗炸弹在二十多年以后延时爆炸，炸死了雄狮（参见词条“贵生”），那么亡命者应该是四人。事情可以这样想一想，如果没有这两棵树，日本飞机会临空吗？会丢下炸弹吗？——日本人毕竟对一个小山村不必太兴趣。如果他们不以枫鬼为导航标志，是不必飞经这里的，也不大可能看见下面的人群吆吆喝喝，就可能把炸弹丢到他们认为更重要的地方去。有了这两棵树，一切就发生了，包括四个人的死亡以及其他后来发生的故事。从那以后，桥的这两棵树上就总是停栖鸦群，在人们的目光中不时炸开呼啦啦一把破碎的黑。曾经有人想赶走它们，用火烧，还捣了鸦窝，但这些不祥之还是乘人不备又飞回来，顽地驻守树梢。乌鸦声一年年叫着。据说先后还有三个女人在这棵树下吊死。我不知她们的生世，只知其中一个是同丈夫大吵了一架，毒死了丈夫以后再自己上吊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我路经这两棵树的时候，就像路经其他的某一棵树，某一草，某一块石，不会太在意它们。我不会想到，正是它们，潜藏在日的它们，隐着无可占测的可能，叶和枝杆都在蓄聚着危险，将在预定的时刻轰隆爆发，判决了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的命运。我有时候想，树与树是很不一样的，就像人与人很不一样。希特勒也是一个人。如果一个外星人来读解他，据他的五官、四肢、直立行走以及经常对同类发一些有规律的声音，外星人翻翻他们可能有的辞典，会把他定义为人。这没有错。自的汉简《楚辞》是一本书。如果一个不懂中文的希伯来学者来读解它，据它的字形、书写工以及土现场，希伯来人可能以足够的聪明和博识，断定这是中文。这同样没有错。但这些“没有错”有多大的意义？就像我们说枫鬼是一棵树，一棵枫树，这正确有多大意义？一棵树没有人的意志和自由，但在生活复杂的因果网络里，它常常悄然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棵树与另一棵树的差别，有时候就像希特勒与甘地的差别，就像《楚辞》和电动剃须刀说明书的区别，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我们即便熟读了车载斗量的植学，面对任何一棵不显的树，我们的认识还只是刚刚开始。两棵枫树最终消失于１９７２年初夏，当时我不在村里。我回来的时候，远远没有看见树冠，顿时觉得前景的廓有不对，差以为自己走错了路。村后发现房屋敞多了，明亮多了，白的一片有些刺。原来是树荫没有了。我见到遍地脂味烈的木渣木屑，成堆的枝叶夹着鸟巢和蛛网也无人搬回家去当柴禾，泥土翻浮成狼，暗示前不久一场倒树的恶战。我嗅到一类似辣椒的气味，但不知来自哪里。双脚踩枝叶嚓嚓嚓，是人苍老的声音。树是公社下令砍的，据说是给新建的公社礼堂打排椅，也是为了破除枫鬼的迷信。当时谁都不愿意下锄，不愿意掌锯，没有办法，公社最后只得勒令一个受制的地主来，又加上两个困难，许诺给他们兔除十块钱的债，才迫使他们犹犹豫豫地动手。我后来在公社看见了那一排排新崭崭的枫木排椅，承受过党员会，计划生育会，或养猎的会等等，留下一些污污的脚印，还有聚餐留下的油汤。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附近的几十个村寨都开始行一瘴症，男男女女的患者见面时也总是哭笑地浑抓，搅动过的衣祆糟糟不整，有的人忍不住背靠着墙角上下或左右的运动，或者一边谈着县里来的指示一边把手伸到里去。他们吃过郎中的药，都不见效。据说县里来的医疗队也说不个所以然，很觉得奇怪。有一言，说这是发“枫癣”就是桥的枫鬼闹的——它们要掉人们一本正经的样，报复砍伐它的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