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怪《台北人》之主要角全是中年人或老年人。而他们光荣的或难忘的过去，不但与中华民国的历史有关，不但与传统社会文化有关，最本的，与他们个人之青年华有绝对不可分离的关系。曾经叱咤风云的人，如朴公或李浩然将军，创立轰轰烈烈的史迹，固然在他们年青时，或壮年时，其他小人如卢先生（《桥荣记》）或王雄（《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所珍贵而不能摆脱的过去，亦与他们的“青”攸关：卢先生少年时与罗家姑娘的恋，王雄对他年少时在湖南乡下定了亲的“小妹仔”之不自觉的怀念。（他们的悲剧，当然，在表面上，也是实际上，导源于民国之战）。这些小人的“过去”异于朴公、李将军，在别人中，毫无历史价值，但对他们本人，却同样是生命的全意义。

“过去”是纯洁灵活的青。“现在”是遭受时间污染腐蚀而趋于朽烂的。（作者之个人观）

《台北人》中的许多人，不但“不能”摆脱过去，更令人怜悯的，他们“不肯”放弃过去，他们死命攀住“现在仍是过去”的幻觉，企图在“抓回了过去”的自欺中，寻得生活的意义，如此，我们在《台北人》诸篇中，到可以找到表面看似相同，但实质迥异的布设与场景，这“外表”与“实质”之间的差异，是《台北人》一书中最主要的反讽（irony），却也是白先勇最寄予同情，而使读者油然生起恻怜之心的所在。

白先勇对这些大陆人之“不肯”放弃过去，虽然有一嘲讽的味，但我认为却是同情远超过批评，怜悯远超过讥诮。所以。我觉得，颜元叔在《白先勇的语言》一文中，说白先勇“是一位嘲讽作家”容易引起误解；而他说白先勇“冷酷分析…一个已经枯萎腐蚀而不自

到“今”与“昔”之烈对比，白先勇在书前引录的刘禹锡《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乌衣巷夕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寻常百姓家），就了《台北人》这一主题，传达作者不胜今昔之怆然，事实上，我们几乎可以说，《台北人》一书只有两个主角，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笼统而言，《台北人》中之“过去”代表青、纯洁、锐、秩序、传统、神、情、灵魂、成功、荣耀、希望、、理想与生命。而“现在”代表年衰、腐朽、麻木、混、西化、质、，、失败、委琐、绝望、丑、现实与死亡。

“过去”是大气派的，辉煌灿烂的中国传统神文化：“现在”是失去灵，斤斤计较于质得失的西洋机文明。（作者之文化观）

“过去”是中国旧式单纯、讲究秩序、以人情为主的农业社会；“现在”是复杂的，以利害关系为重的，追求质享受的工商业社会。（作者之社会观）

贯穿《台北人》各篇的今昔对比之主题，或多或少，或显或隐，都可从上列国家、社会、文化、个人这四观来阐释。而潜于这十四篇中的撼人心魂之失落，则源于作者对国家兴衰、社会剧变之慨，对面临危机的传统中国文化之乡愁，而最基本的，是作者对人类生命之“有限”对人类永远无法长葆青，停止时间激的万古怅恨。

首先，白先勇称这些中国大陆人为“台北人”就是很有义的。这些大陆人，撤退来台多年，客居台北，看起来像台北人，其实并不是。台北的桥荣记，虽然同样是小店，却非桂林东门外桥的桥荣记。金大班最后搂着舞的青年，虽然同样是个眉清目秀腼腆羞赦的男学生，却不是当年她痴恋过的月如，《一把青》的叙述者迁居台北后，所住眷属区“碰巧又叫仁东村，可是和我在南京住的那个却毫不相”尹雪艳从来“不肯”把她公馆的势派降低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但她的公馆明明在台北，而非上海。《岁除》的赖鸣升，在追忆往日国军之光荣战迹时，听得“窗外一声划空的爆响，窗上闪了两下烈的白光”却不是“台儿庄”之炮火冲天！而是除夕夜人们戏放之孔明灯。《孤恋》之娟娟，是五宝，又非五宝。《秋思》之华夫人，园里有几十株白茸茸的“一捧雪”却非抗日胜利那年秋天在她南京住宅园中盛开的百多株“一捧雪”《冬夜》里余教授的儿俊彦，长得和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但他不是当年满怀浪漫神的余钦磊，却是个一心想去国大学念理的男学生。窦夫人的游园宴会，使钱夫人一时跃过时间的界限，回到自己在南京梅园新村公馆替桂枝香请三十岁生日酒的情景。但程参谋毕竟不是郑彦青，而她自己，年华已逝，分下降，也不再是往日享尽荣华富贵的钱将军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