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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域生活的女严歌苓其人其文言说(3/4)

中的母性,或许是最令这些小说可解的答案了。

许多移民满怀种种期冀与梦想,踏上异国土地,面对新奇而陌生的世界,骤失与祖国那长相依存一衣带水的血脉关系“床的一步开外是窗子,打开来,捂在我脸上浓稠的冷中有异国的陌生。还有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敏感”(《失眠人的艳遇》)。每个人都面临维持生存和立足发展的困顿,多挣钱、少付学费,住便宜房子和吃像样的饭,是他们匮乏的物质条件下别无选择的想法。“孤独”感在严歌苓情感体验中弥漫濡染,构成其作品的基本氛围。“有时的孤独真那么厚,那么稠。”(《失》)五娟每次与儿子约会,总能发现晓峰与她特别相像的细节“在这无边无际的异国陌生中,竟有这么点销魂的相似”她将母子最初期相依为命的关系或许不恰当、无限期地延长了,这是对于陌生和冷漠的轻微恐慌中贪恋身上由血缘而生出的亲切。一五○城堡里的海云、健将、卡罗,乃至周先生,也都是生活于异域的一缕孤魂。大勇常常毫无根据地想象妻子美丽贤淑的模样和辛勤劳作的身影,缘自颠沛的旅人对故乡的思念,对旧有精神家园的追怀。严歌苓的孤独感来自现实境遇和文化心理的交互作用,两栖于祖国与异域的冲突心态使她唯有追求现实问题的现实解决而非终极问题的终极解决,甚至必要时不得不求助于曾经有过的精神家园。而多篇小说的开放式结尾,不仅留给读者思索不尽的阅读空间,还昭示出作者本人无从抉择心怀期冀的复杂心态。

严歌苓以女性的真切体悟和内心感受造就了一种区别于大陆文坛的话语方式,揭示出人尤其是女人的凡俗性和非神性。这种纯粹的女性话语,与父权制迥然相对的女性主义态度,使严歌苓所观女人的角色是被动者(被污辱、被贬损、被欺凌者)、缺失者、沉默者(主妇、看护妇)、有价者(商品),她们温顺麻木、寂寞忍耐…这种溯源于历史又根植于现实的对华人女性角色的考察,确乎验证了这种思想:“所有的父权制——包括语言、资本主义、一神论——只表达了一个性别,只是男性利比多机制的投射,女人在父权制中是缺席的缄默的…‘女人不是被动和否定,便是不存在’(法国女性主义者西苏语)。”[3](第3页)以移民经历真实诉说,以女性话语言说男女,严歌苓小说突出表现为:女性主义话语焦灼言说下的移民生活之一种。



在严歌苓小说中,很少见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这样的字眼,但我们无法否认严歌苓以其独有的个性,对精神领域的性本能、梦境、性心理和性变态等予以细腻描摹和深刻解析,传达出20世纪美华文学与包括精神分析学说在内的20世纪西方文化思潮交流磨合的信息。研究严歌苓与精神分析学说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意会严歌苓,也是解读异域人生的一项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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