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严歌苓小说的独特之。统一的真理并非不存在――沈红霞持不懈地追求理想，扶桑与克里斯忠贞不渝地对待情“我”无限渴望正常――但是这些并没有在阐释者的意识中占据统治支地位，也没有受到刻意的嘲讽与贬低，它和其他思想观念一样，各守其位，活泼有力地较量着。它们的冲突从至尾都没有得到实际的解决，因而它们都没有失去自的直接价值而降低为单纯的心理受。可以说，价值取向上的不确定赋予了阐释者一颗迷的心，迷成为严歌苓小说文本中阐释者的主要学特征，也是他独魅力、与众不同的原因之一。

除了少数短篇小说，严歌苓小说中的阐释者大多不是单一的个，而是由不同个组成的群。所以尽每篇小说都是用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的吻，但并不显得呆滞、刻板。

《扶桑》将东西方文明的这冲突、对抗揭示得最为刻鲜明。扶桑上凝聚了中国传统妇女的一切特征：吃苦耐劳、温顺驯良乃至麻木愚昧。白人男孩克里斯的文化符号是未定型、不成熟的“他者”他们的情是灵魂的剧烈震颤，是一文化对另一文化的引与迷恋。克里斯竭力要把扶桑和她所属的群分开，将她拯救来。然而，扶桑不单纯是一个个，她和她所属的群是同一的。离开了群的丑恶与卑贱，她的魅力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堕落污秽的院里，她使克里斯怦然心动，但是躺在救济院洁白的房间，却令他到陌生拘谨。扶桑明白：她是不能被救赎的。她惟有在不停地被买卖、被凌辱鄙弃中才能获得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只有在苦难和屈辱中才能验到生命内在的尊严与幸福。情惟有在对视与冲撞中才会迸耀的火。也正是这罢不能、离还合，夹杂着族、肤、年龄、份、文化矛盾的情赋予了《扶桑》神秘诱人的彩。

阐释者叙述上的群与抒情

说家，她对新老移民的尴尬境域有刻的受。“生命的尊严与生活的压力哪一个更重要”是她写作《女房东》、《少女小渔》、《栗发》等作品时的主要冲突。

《扶桑》将这情调的戏剧化效果发挥得淋漓尽致。其阐释者行叙述

叙述者的扑朔迷离、纵横错并没有使《雌的草地》晦涩、费解，原因在于大量的叙述预并没有增添阅读的障碍，相反，经过这些预，阅读被纳叙述之中，所有人事件都自动向你迎面走来。在这里，阐释者穿行于其中的秘密就是抒情。阐释者的迷在抒情式情调中展现来，我们在情和神的空间被情调统领指引，由此被摄阐释者的迷当中，与他一起喜怒哀乐。

《雌的草地》中，严歌苓照英语二十六个字母的顺序，将文本分为二十六卷，安排每个人和一些有“类人”思想和情的动行叙述。每个叙述者/阐释者在叙述个人的事件过程中参与了叙述整个故事，他们都是自由独立的主，有自己的思想情和价值立场。如沈红霞代表着为信仰而献的殉者般的意志与神；柯丹与叔叔则反映了人中最朴素原初的望与情；老杜渴盼反城的愿望和举动是知青一代在那环境下真实而合理的要求。是叙述者将人、读者召集在自己边，对叙述对象的格、行为和命运反复评述、议论、解释。叙述视角频繁跃，但是这跃只是对直观和思维着的神而言的运动，于是，现实中存在的矛盾冲突上升为心理背景下的情意志的斗争。的矛盾可以缓和、化解，而内在的冲突却永不停息地焦虑着，撕扯着，升华新的神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