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自然不大服气，于是弱肉强食，活人与活人又发生战斗。直到宪兵闻讯赶来镇压，又开枪打死许多歹徒。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重庆“较场口大惨案”

较场口惨案死难者多达三万人。它既是日本人欠下的血债，又是中国人自己酿成的苦酒。是血债必须讨还，是苦酒便只好自己吞下去。

我以为这就是悲剧的时代意义所在。

惨案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重庆市长被撤职。此后由于许多人对防空洞畏之若虎，宁愿呆在家里挨炸也不肯去防空洞送死，因此蒋委员长亲自下令改善防空洞的通风设备，安装电灯，并派宪兵进洞内执勤。重庆政府为此发布告示：宣布对一切趁火打劫的坏人将予以严惩，杀无赦。

“较场口惨案”在重庆引起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我父亲有位要好的同学极其全家在惨案中不幸丧生，令他悲痛万分。一连几天，他都赶往朝天门码头去帮助掩埋尸体。有主的尸体被领走了，更多的无主的尸体被草草掩埋在河滩上。不久汛期一到，死人就密密麻麻漂浮起来，在江心排成长长的队列向下游漂去，场面惊心动魄。同胞的惨死给我父亲尚未成熟的心灵烙下一个残酷的印象，他暗暗立下一个志向，要向日本飞机复仇。后来果然有过一次在中学生里选拔飞行员的机会，可惜他因为体检不合格而痛失良机，并未此沮丧了许多日子。

由于连年不断的内战外患给中国民众首先是农民带来空前的灾难，越来越多的负担：徭役、赋税、摊牌和层层盘剥好像大山一样压在农民头上，政府逼迫农民交出最后一粒粮食为军队和前线服务，这样就迫使中国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农村经济时常频临崩溃的边缘。史载：一九四二年，河南省发生百年不遇的大饥馑，饥馑持续两年，饿死五百万人。同时甘肃发生回民大暴动，饥饿的回民在三个月内冲进二十座县城，抢光了城里所有的粮食、布匹和生活日用品。在凄风苦雨的陪都重庆，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灾民涌入，粮食恐慌，人口过剩，沿街到处都能看到灾民卖儿卖女的悲惨景象。

战争年代，政府强加个农民另一个沉重负担是征兵。对传统的中国农民来说要他们背井离乡去打仗无异等于索命，因此许多人宁愿活活饿死在深山老林也不愿上前线。到后来，军队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抓丁入营。在农村，军人好像围猎一样挨家搜捕，见到青壮男丁，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捆了押送军营。这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抓壮丁”的由来。

这种为所欲为的情况在城市受到限制。政府立法规定：凡在校学生免服兵役。凡政府公务员、国家干部、教师、工厂职员工人、城市商贩市民者自愿入伍，不许强迫征兵。政府对城市的保护和倾斜政策在广大农村人民的心中激起长久的怨恨和不满。

由于读书人享有无可争辩的征兵豁免权，因此大后方城乡曾经持续出现“送子读书”和教育兴旺的可喜景象。在乡下，有钱人为了逃避抓丁，纷纷把儿孙送到城里学堂念书。这种情形很像粉碎“四人帮”以后的“高考热”和“留学热”念书成为一种时尚，人人以念书为荣，为自豪，未嫁女和择偶的的重要条件，因此在城市，所有学堂人满为患，校园里到处都能见到许多做了父亲的小学生。

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叫《抓壮丁》的电影，当时不大看得懂，觉得滑稽，就问父亲，那个大人为什么偏要和小孩子一起当童子军？父亲说因为他小时候不好好念书。后来父亲告诉我，他也有过一个这样的同学，名字就叫“龚壮丁”

据说龚壮丁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身体粗壮，面皮黝黑。他家住在北碚乡下，有很多田地，又是三代单传的独苗。他父亲唯恐断了香火，就急急忙忙把儿子送到城里念书。龚壮丁其实一点也不笨，他念过初中，因此居然考进“博学”读高中，成了我父亲的同桌。

当时社会上非常鄙视壮丁生，给他们取个绰号叫“灰大哥”因为当兵的制服是灰色的，意在嘲笑他们逃避打仗。然而龚壮丁却很快和我父亲结成好友。一次打架时，他坚定地站在我父亲一边，同仇敌忾，从此获得我父亲的友谊。龚壮丁不喜欢自然科学，却对外国文学感兴趣，如饥似渴，常常手不释卷。他对我父亲格外巴结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我父亲的父亲的那些大工厂和机器极为敬畏。后来他说，他将来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个像我爷爷那样体面的城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