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德理把所有的行李书籍都留给学校。自己孑然一搭飞机离开重庆，他走的那天天气晦暗，我父亲目送老师消失在濛濛雨雾中，心里怅然若有所失。过了半年，学校传来消息，说他在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阵亡。

“我要去打仗了，邓。”他威胁地晃动拳“你等着瞧，我们一定要打败日本人！我要叫小鬼尝尝厉害。”

死人的消息传后，刚刚跑警报的活人就蜂拥而至，他们争相冲防空内不是抢救伤员而是打劫死者，将死人的衣钱财、戒指耳环洗劫一空，有的人甚至起尸的禽兽勾当。先来的人发了横财，后赶到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飞机对中国内地的狂轰滥炸已经达到登峰造极和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大后方，几乎每天都有城市被轰炸，报纸上天天都有平民伤亡和财产毁于战火的消息。陪都重庆更是日机轰炸的重目标，有时一天空袭警报竟然多达十几次。好在中国民众变不惊，不多久就习惯这兵荒和天天跑警报的日。人们把防空掘得又又长，值钱的东西随携带，只要炸弹没落在自家上，日就好象长长的一样照样不不慢地过下去。

在国人到吃败仗的日里，白鬼却好像变了一个人，兴采烈，拳掌，仿佛他早就盼望打仗一样。不多久，他果然被批准到澳大利亚去参军。

公元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星期日。这天天气晴好，万里无云，清晨七时，人们尚未起床，预告空袭的黑气球就地升起在朝天门川盐银行和丰银行楼上。七时半，警报拉响，凄厉的汽笛好像鞭一样凶狠地打空气，把死亡和恐怖的气息播向四面八方。

七时四十分，第一批日机六架飞临市区。日机排整齐的队形，象接受检阅一样在空中盘旋，然后不慌不忙地向下俯冲，依次扫投弹。由于重庆只受很少几机枪保护，因此日机大都能够从容不迫地寻找地面目标，从而把炸弹准确无误地投在中国陪都的任何一幢建筑上。

八二十九分，第一批日机投弹完毕，第二批日机五架又现在城市上空。依然盘旋，依然俯冲、扫、投弹，如是者从早到晚，没有间断。日本飞机重轰炸了从朝天门码到较场直至上清寺一带最繁华的商业区和平民住宅区，炸毁商店楼房数十幢，烧毁民房数百间。

黄昏时分，川盐和丰银行楼挂三角旗，警报解除，人们才发现这座防空隧里尸枕籍活人寥寥。死者多为妇孺儿童，也有学校师生和政府官员，他们或死于缺氧窒息，或被自己同胞践踏亡，其状甚惨。

陪都立刻陷有秩序的惊慌和动之中。

白教员是个普普通通的国人，也是我父亲睛里一个平凡而渺小的榜样。他为人既不友善，又不谦虚谨慎，自自大，我行我素，不大够得上为人师表。但是他在关键时刻毫不退缩，有勇气，有激情，有发自内心的国冲动和民族自豪，因此这榜样的力量便潜移默化地打动和影响了我的阔少爷的父亲，充实和拓展了他的怀，后来又把他的空的英雄主义激情变成一脚踏实地的勇气和行动。

气，如丧考妣。我父亲班上有个数学教员叫白德理（JohnBadery），二十几岁年纪，瘦个，脾气极古怪，常常无缘无故冲着中国学生大叫大嚷，因此同学们背地里给老师取个绰号叫“白鬼”听说白鬼是在国内失了业才到中国来教书的，因此中国学生又不大瞧得起他，觉得他是个乞丐。

我父亲是班上的数学尖，也是白德理的课代表。他虽然不大喜白德理，但是老师要去打仗，学生毕竟到惋惜。因此在白鬼离校时，替他送行的人群中只有一个中国学生，那就是他的课代表也就是我的父亲。

这一天气温达摄氏三十八度，中午，重庆最大的较场石灰市防空隧内开始有人窒息。内秩序混。当时重庆的防空大多是沿山掘成的土或天然石，既无通风设备又无电灯照明，以前因窒息死人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但均未引起当局重视。由于这天空袭时间格外长，内很快现缺氧，人们明显到不适，于是内的人争相往拥挤，的人不愿被挤去，就频频向执勤的宪兵呼救。宪兵赶来弹压，朝天开了几枪，不三七二十一将防空的大铁门咣地关闭。里面的人继续窒息，活着的人拼命拥挤，于是内仿佛起了涌来涌去，人们你争我夺，互相践踏，倒毙者无数。

人们扶老携幼，扛着大包小包，照不同的居住区域街，纷纷转移到指定的防空去躲避。重庆的防空沿山修筑，最大的可以容纳数万人。逃难的人群好像《创世纪》中被洪追赶的小动，防空就是小动避难的“诺亚方舟”

白鬼丝毫不为自己的孤立而懊丧，亦不为中国学生的忘恩负义而气馁。他起劲地拍着那个来替他送行的中国学生的，睛里放着光，好像中了彩票一样喜气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