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大概写有六万字左右，基本都控制在不影响原著进展的范围内，后来修改时，金庸为保持他本人一贯风格统一，征得倪匡同意，将这一部分完全删除。不过倪匡为人，喜出奇招，见到金庸第一句话，便是：“对不起，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原来他说他讨厌阿紫其人，所以令她瞎眼。如此说来，倪匡代写之时，必定还是有其任性发挥的地方，而阿紫瞎眼，则是其中影响全局最大的一处了。

金庸无可奈何，也得接受，但是他自有主意，围绕阿紫眼睛，失而复得，得而再还，把她与游坦之之间的情爱纠葛写得更加动人“凄楚、恋情、偏激、浪漫，都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竟成一个意外收获，金庸功力，可见非凡。

后来倪匡一直以此经历为得意，曾自撰一联，上联是：“屡替张彻编剧本”下联是：“曾代金庸写小说”其实倪匡本人，作为小说家也享有盛名，这样一副对联，只是表示他对此二人的推崇而已。

1965年，为了适应面向文化层次较高的读者的需要，金庸创办了《明报月刊》，以文化、学术、思想为主，标榜“独立，自由，宽容”大陆“文化大革命”期间，《明报》抓住了这个时机，发表大量报道和评论来详细讨论“文革”的走向，分析“文革”的本质，并以其准确的透视力和预测力成为“中国报道权威”金庸也成为与左派对立的右派媒体代表，而赢得“香港第一健笔”之称。

1967年，在“左”倾思潮和“左派”势力影响下，香港的劳资纠纷逐渐扩大成为与政府和社会对抗的暴动事件，这就是香港的“六七暴动”而金庸也成为“左派”攻击对象，不得不远走瑞士避难。然而，祸福相因，在这种冲击中，《明报》的销量也从五万份激增到八万份。

“六七”之后，香港政治经济趋于好转。金庸开始投入发展明报事业。此后金庸在《明报月刊》之外，又先后增办了《新明日报》星马版、《明报周刊》、《明报晚报》、《财经日报》等报纸杂志，后来又创办了明窗、明河、明远三家出版社，把《明报》拓展成一个报业集团。其中，《明报周刊》以娱乐周刊起家，在著名娱乐新闻采写人雷炜坡手下蒸蒸日上，成为明报集团除《明报》外赢利最高的刊物，1973年李小龙死亡事件后，已稳坐香港娱乐周刊的第一把交椅。

而《明报》手下，更是人才济济，如潘粤生、陈非、雷炜坡、汪济、王琳、司马长风、孙淡宁（农妇），张续良、胡菊人、王司马、林三木、王世瑜、李文庸（慕容公子）、董梦妮等，皆先后在金庸麾下冲锋陷阵。金庸之用人，有“才”——慧眼识珠提拔英俊；有“情”——真情相待平等共处；有“识”——眼光远大谋划全局；有“度”——宽宏大量不计小怨，尤其为人所称道。

《明报晚报》前身为《华人夜报》，20世纪60年代末创办不久后金庸便把它交给了王世瑜。据《明报》老职员说，王世瑜初入《明报》，职位只是信差。但这个信差，聪明勤勉，甚获金庸欢心，很快就由信差，升为校对，助理编辑，编辑，而到最后，更被升任《华人夜报》的总编辑，升职之快，堪称一时无二。但是由于办报宗旨遭到金庸夫人的反对，争执之下辞职，转投《新报》。当时他年少气盛，便常在报上拿金庸开玩笑，语多不敬，金庸也只是一笑了之。后来王世瑜自办《新夜报》，大赚一笔，赚钱后便卖掉报纸，举家移民加拿大。金庸听说他不办报了，立刻邀请他回来重新加盟《明报》，任《明报晚报》和《财经日报》的社长，重新收归旗下。王世瑜后来对金庸的评语是：“深懂用人之道，懂得放手让下属办事，三十多年来我从未见他辞退过一名员工，或骂过一名下属，但公司的同事对他都很尊敬。”

王世瑜外，有林三木。林三木在《明报》，起初只是资料室的小职员，得到金庸赏识而被保送到英国留学，归来立刻出任《明报晚报》的副总编辑，后来总编辑潘粤生去了新加坡《新明日报》，林三木又升任总编，恰值股市狂潮，《明报晚报》时为全港独一无二的经济报纸，于是一纸风行，销路达好几万份。林三木便打算自立山头，另开事业，最终脱离《明报》，自创《信报》，成为《明报晚报》的最大竞争对手。因此，许多人都认为林三木对于金庸，太过忘恩负义，然而，金庸却反而替林三木辩解：“人望高处，水望低流，林三木有这么好的成就，我也高兴。”

后来，在许多宴会场合，金庸都会遇到林三木，他一见林三木，一定会走过去握手，很客气地称呼他做“林先生”而不似一般老板直呼旧职员的名字。

这段期间内，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达到了顶峰。

在此期间，发生过一件金梁“笔战”的往事，可以说是两大武侠作家在创作基本理念上的一次碰撞。1966年1月香港《海光文艺》创刊号发表了一篇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论》，署名佟硕之（后来知为梁羽生的笔名）。这篇文章比较了金梁作品的异同，说：

“梁羽生的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较重。”

随后，在分析二人各自优缺点的时候，此文对于金庸提出了以下的批评：

“武”的方面，其一，情节跌宕起伏，变化多端，固然是好事，但是有时便不免于不合理情节，而有些更是伤于人物，并非必要。（当时金庸尚未写到段誉身世之谜，故而此文将木婉清和段誉的恋爱以为果然乱伦，于是也算在其中。不过段誉身世之谜太过离奇巧合，纵然梁羽生后来知道金庸真正的安排，恐怕也不免诟病。）

其二，诗词修养不够，犯了一些平仄和史学上的毛病，如《书剑恩仇录》的回目不合古典诗文平仄，《射雕》中黄蓉的“宋代才女唱元曲”等。

其三，一些武侠技击写得太过离奇，令人不可相信，如天山童姥、六脉神剑这样的设计，已经近于神怪之道。

“侠”的方面，金庸常邪正不分，混淆大是大非。例如《无龙八部》中，金庸捧“大杀宋国忠义之士，官居契丹南院大王”的乔峰为英雄，不知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