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日，我译完《堂-吉诃德》上下集（共八册），全定稿。钟书写的《锥编》初稿亦已完毕。我们轻松愉快地同到女儿家，住了几天，又回到学的陋室。因为在那间屋里，钟书查阅图书资料特方便。校订《锥编》随时需要查书，可立即解决问题。

我们住的房间是危险房，因为原先曾用作储藏室，封闭的几年间，冬天生了气，积聚不散，把房胀裂，南北二墙各裂一条大。不过墙外还抹着灰泥，并不漏风。我们知房是混凝土筑成，很固，上也不是预制板，只两层，并不危险。

这年的十月六日“四人帮”被捕，报信者只敢写在手纸上，随手就把手纸撕毁。好振奋人心的消息！

《锥编》是校回来后动笔的，在这间办公室内完成初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有人责备作者不用白话而用文言，不用浅易的文言，而用艰的文言。当时，不同年龄的各式红卫兵，正逞威横行。《锥编》这类著作，他们容许吗？钟书脆叫他们看不懂。他不过是争取说话的自由而已，他不用炫耀学问。

这年冬天，钟书和我差儿给煤气熏死。我们没注意到烟囱堵。我临睡服安眠药，睡中闻到煤气味，却怎么也醒不过来，正挣扎着要醒，忽听得钟书整个人摔倒在地的声音。这沉重的一声，帮我醒了过来。我迅速穿衣起来，三脚两步过去给倒地的钟书裹上厚棉衣，立即打开北窗。他也是睡中闻到煤气，急起开窗，但倒下，脑门磕在气片上，又跌下地。我把他扶上床，又开了南窗。然后给他上帽，围上围巾，严严地包裹好，自己也像严冬在天过夜那样穿着。我们挤坐一等天亮。南北门窗开，屋小，一会儿煤气就散尽了。钟书居然没有着凉冒哮。亏得他沉重地摔那一跤，帮我醒了过来。不然的话，我们两个就双双中毒死了。他脑门上留下小小一伤痕，几年后才消失。

“嘤其鸣兮，求其友声。”友声可远在千里之外，可远在数十百年之后。钟书是坐冷板凳的，他的学问也是冷门。他曾和我说：“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我们希望有几个知已，不求有名有声。

我们的女儿女婿都来看顾我们。他们作了更安全的措施，接我们到他们家去住。所内年轻朋友因满街都住着避震的人，一路护着我们到女儿家去。我回忆起地震的时期，心里特别温馨。

但是所内年轻人不放心。外文所的楼最不固，所以让居住在楼里的人避居最安全的圆穹大堂。外文所的年轻人就把我们两张行军床以及日用必需品都搬大堂，并为我们占了最安全的地位。我们阿姨不来饭了，我们着吃年轻人家的饭“一家家吃将来”钟书始终未能回外文所工作，但外文所的年轻人都对他护备至。我一方面激他们，一方面也为钟书骄傲。

钟书脚力渐渐恢复，工作之余，常和我同到日坛公园散步。我们仍称“探险”？因为我们在一起，随都能探索到新奇的事。我们还像年轻时那么兴致好，对什么都有兴趣。

一九七六年，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这年的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唐山地震，余震不绝，使我们觉得伟人去世，震大地，老百姓都在风雨飘摇之中。

一九七五年的国庆日，钟书得到国宴的请帖，他请了病假。下午袁拍来说：“江青同志特地为你们准备了一辆小轿车，接两位去游园。”钟书说：“我国宴都没能去。”袁说：“钟书同志不能去，杨绛同志可以去呀。”我说：“今天阿姨放假，我还得晚饭，还得看着病人呢。”我对袁拍同志实在很抱歉，我并不愿意得罪他，可是他介于江青和我们俩之间，只好对不起他了。主席诗词翻译完毕，听说还开了庆功会，并飞往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反正钱钟书已不复是少不了的人，以后的事，我们只在事后听说而已。钱钟书的病随即完全好了。

一个说“这里很舒服”；一个说“这里很方便”我们说明借书如何方便，如何有人照顾等等，反正就是表示决不搬。袁辞去后，我和钟书咧着嘴鬼脸说：“我们要江青给房！”然后传来江青的话：“钟书同志可以住到钓鱼台去，杨绛同志也可以去住着，照顾钟书同志。”我不客气地说：“我不会照顾人，我还要阿姨照顾呢。”过了一天，江青又传话：“杨绛同志可以带着阿姨去住钓鱼台。”我们两个没有心理准备，两人都呆着脸，一言不发。我不知袁拍是怎么回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