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钟书在国的船上曾吵过一架。原因只为一个法文“波n”的读音。我说他的音带乡音。他不服，说了许多伤情的话。我也尽力伤他。然后我请同船一位能说英语的法国夫人公断。她说我对、他错。我虽然赢了，却觉得无趣，很不开心。钟书输了，当然也不开心。常言：“小夫妻船上相骂，船杪上讲和。”我们觉得吵架很无聊，争来争去，改变不了读音的定规。我们讲定，以后不妨各持异议，不必求同。但此后几年来，我们并没有各持异议。遇事两人一商量，就决定了，也不是全依他，也不是全依我。我们没有争吵的必要。可是这回我却觉得应该争执。

我等钟书到了钱家去，就一一告诉爸爸，指望听爸爸怎么说。可是我爸爸听了脸上漠无表情，一言不发。我是个乖女儿。爸爸的沉默启我思。我想，一个人的去就，是一辈的大事，当由自己抉择，我只能陈说我的理，不该预；尤其不该他反抗父母。我记起我们夫妇早先制定的约，决计保留自己的见解，不勉他。

这年（一九三九年）暑假，钟书由西南联大回上海。辣斐德路钱家还挤得满满的。我爸爸叫我大和小妹妹睡在他的屋里，腾房间让钟书在来德坊过暑假。他住在爸爸这边很开心。

都习以为常了。一次，我的阔学生送来大篓的白沙枇杷。吃白沙枇杷，消，又多，听着看着都会觉得好吃。圆圆从没吃过。可是我不敢让她吃，只安排她一人在旁边玩。忽见她过来扯扯我的衣角，边挂着一滴小泪。吃的人都觉得惭愧了。谁能见了她那滴小泪不心疼她呢。

钟书刚离开上海，我就接到清华大学的电报，问钟书为什么不回复梅校长的电报。可是我们并未收到过梅校长的电报呀。钟书这时正在路上，我只好把清华的电报转寄蓝田师院，也立即回复了一个电报给清华，说明并未收到梅电（我的回电现还存在清华的档案中）。他在路上走了三十四天之后，才收到我寄的信和转的电报。他对梅校长激，不仅发一个电报，还来第二个电报问他何以不复。他自己无限抱愧，清华破格任用他，他却有始无终，任职不满一年就离开了。他实在是万不得已。偏偏他早走了一天，偏偏电报晚到一天。造化人，使他十分

我空陪钟书回到辣斐德路去。一到那边，我好像一撞天罗地网，也好像孙猴儿站在如来佛手掌之上。他们一致沉默；而一致沉默的压力，使钟书没有开的余地。我当然什么也没说，只是照例去“媳妇”而已。可是我也看到了难堪的脸，尝到难堪的沉默。我对钟书只有同情的份儿了。我接受爸爸无语的教导，没给钟书增加苦恼。

我表姊的妯娌和婆婆吵架，每天下午就言来语去。我大听到吵架，就命令我们把卧房的门关上，怕表面上不好看。可是钟书耳朵特灵，门开一，就能听到全对话。婆媳都角玲珑，应对捷。钟书听到彩，忙到爸爸屋里去学给他们听。大家听了非常欣赏，大竟解除了她的禁令。

钟书每天早上到辣斐德路去“办公”——就是照爹爹信上的安排办事，有时还到老远的地方找人。我曾陪过他一两次。钟书在九月中旬给清华外语系主任叶公超先生写了信，叶先生未有回答。十月初旬，他就和蓝田师院的新同事结伴上路了。

有一天，钟书回来满面愁容，说是爹爹来信，叫他到蓝田去，当英文系主任，同时可以侍奉父亲。我认为清华这份工作不易得。他工作未满一年，凭什么也不该换工作。钟书并不愿意丢弃清华的工作。但是他妈妈、他叔父、他的弟弟妹妹等全都主张他去。他也觉得应当去。我却觉得怎么也不应当去，他该向家人讲讲不当去的理。

钟书虽然住在来德坊，他每晨第一事就是到辣斐德路去。当时，筹建中的振华分校将近开学。我的母校校长派我当校长，说是校董会的决定。她怕我不听话，已请孟宪承先生到教育局立案。我只能勉为其难，像爸爸形容的那样“狗耕田”开学前很忙，我不能陪钟书到钱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