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呷！"他喊，然后一脚踩在油门上，发动机就大吼起来，我以为他没等我另一条伸去就要开走了。

当然，我无话可说。

贝从瓶里给我倒了一杯，"哎，真是太厉害了。这事总是落在女人上，真的。当然，我没有陪嫁，不像你，四百元，这可是好大一笔钱哩。"

"总共有四千元，"我纠正她，她的嘴都张大了，"还有家，木料都是上好的，许许多多好东西——可现在全成了他家的了。他们是这么说的。"

"别那么傻，车带不走，我们可以卖给别人呀——价钱能翻倍呢，或者就换金条，不要钞票。"

"这车跑得飞一样快。"他又加了一句，还沉浸在对车的梦想中。

那天晚上，我发现我说的一切全是白费，文福早已把钱得光。四班的一个广东飞行员在机场里留下一辆小车，后来飞机失事死了，文福就把那车买来了。

"我也是的，"她说着，摇摇，"我丈夫死的时候，队给了一笔抚恤金——全被他家拿走了！一个儿都不让我碰。所以你瞧，我只好为自己，也为肚里的孩赚饭钱。"她敲打着正在发电文，"现在他家里人又说了，我得回到南昌去把孩生下来，把这个孙给他们。他们说了，这以后我就可以走了，想什么就什么。我问你，我吗跑到那儿去，受他们的气？难我是一只鸭吗——给他们孵，让他们吃？"

"我要他把这笔钱还给我。"我说。

我不禁笑起来了。王贝就是这么个人，说话总是很坦白，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过了一会，我也放开来谈了。

"嚯！当然是呱呱的，"他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难我连一笔好生意都不懂？"

我只好笑笑，让他认为我很为他骄傲，和死人成了这么一笔好易。然后他要我从那个破门里爬去。你想象一下吧：我已经有了六个月的，由于天冷又穿了很多衣服，所以我很艰难地把一条伸了去。文福急着想走了，他冲我咧嘴笑笑，响了喇叭。

啊，多不吉利呀！文福怎么会想到去买一个死去的飞行员的东西呢？就像他家以前的生意那样，把死人的悲剧变成他的快乐。

"可要是他们叫我们去内地怎么办？"我说，"那我们就得叫别人一起走了，要么坐大卡车，要么坐船。"

"必须是呱呱的小车。"我说。

"这钱是我的，是准备逃难用的。"

"不需要别的借。"

"不怎么说，这是我的陪嫁钱。"我持说。

"要是我们真的要逃难，"他说，"这个车就派上用场了。你现在可知你丈夫的明了吧。"

。她又能怎么办？收款单上写的是他的名字呀。

我们还想了很多大理。我回家就跟文福说了。"我们需要这笔钱逃难。"我说，"谁知我们会碰到什么事。"

"谁说我们要逃难了？"他边说，边剔牙。

我让他带着我，直冲东门大街，穿过狭窄的已经结了冰的小桥，然后冲下长长的泥路，一直到紫金山脚下。

我开始想也许是我错了，也许这是个好主意，我不该那么固执。

"不需要别的借。"

"那么你也不该说这话。"他吼。就这样，我想好的所有的大理都不起作用，好像他心中暗的分看到了我心中暗的分。当然，我没想过他会死。但这想法一旦被他说破，我的脸就红了，我的黑心也就藏不住了。你怎么能跟这样的丈夫讲理呢？

但那天下午，我看到了他开回来的东西，一辆老掉牙的跑车，大概是菲亚特吧，篷也截掉了。国人这车叫什么来着？——JALOPY，一辆破车，就是这破烂货。这是一辆小的破车，满是灰尘和凹痕，也没个车挡风避雨，后门又是打不开的。当然战争期间，不什么车，能搞到一辆就算奢侈了。但文福满不在乎地付给死去的飞行员家属十倍的价钱。他喇叭，笑着嚷着，"喂，你觉得怎么样？"

"这就对啦，"她说，"好好跟他讲理。这笔钱本来就是你的嘛，是准备逃难用的。"

"别说这话！"我喊起来了。

"那是我的钱，是我的陪嫁钱！"我告诉王贝，"再说这钱是逃难用的，是要关救命用的。"

文福了个鬼脸，"你要那么多钱吗——要当个又有钱又快乐的寡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