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配太太也失踪了。这故事没什么好说的了，没有令人惊喜的大团圆结局。好多年来，他的结局的确就是如此。

啊，有一段时间，我们家族中老讲这么一个故事，说一头公牛冲着一轮新月吼叫，以为它的角挂到了天上。大家都知道说的是谁：一个傻瓜想尽办法爬到了天上，以为能把星星摘到手，结果掉下来，把命也给丢了。我们没提匡的名字，认识与马克思主义沾边的人都是很危险的，尽管匡已经死了，他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

但后来我的异母兄弟又以很多身份复活了。日本人在1937年占领上海的时候，我阿叔假装欢迎他们到自己的衣料店里，"我的亲侄子是在日本留学的，现住在长沙，他还娶了一位日本姑娘呢。"

后来，当日本在1945年投降，国民党回来接收的时候，我的异母兄弟又以另一种身份复活了。我阿叔说："我那可怜的侄儿匡，是国民党的一个英雄。死在长沙。"

当共产党在1949年接管的时候，第一个故事又回来了，只不过那时阿叔已经过世了，所以就由我那老阿婶来说我的异母兄弟是共产党里的一个大英雄了，"他把好衣服送给搞地下工作的学生——当然，一分钱都不收，还搭上了自己的命。"

当我来到这个新国家的时候，我还以为我终于能够忘掉这个不知死了多少次，又活了多少次的异母兄弟了。要一遍一遍解释清楚实在是太难了：谁是谁的什么人；哪个异母兄弟是哪一房生的；这件事发生的年代是按阳历算的，还是按阴历算的；那个嫂子后来怎样了；我们干吗老是要改变对日本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看法。

我怎么向移民局的官员讲清楚这么一段往事，他们理解不了！他们只知道一种政府。他们老是向我提出各种各样令人难堪的问题："为什么你在这份材料上说1918年出生，又说1919年出生？""为什么你没有结婚证明，也没有离婚证明？""你在中国或别的什么国家得过寄生虫病吗？"

当我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现在我可以忘掉我的悲剧，把我的所有秘密抛到一扇永远不会开启的门背后，永远不会被美国人看到。我以为我的过去已经永远封闭了。

我想，在这里没有人能找到我。我可以把我的错误、我的悔恨、我所有的痛苦全隐藏起来，我可以改变我的命运。

啊，我不是唯一能够抛开所有的往事Q适应新环境的人。到我们教堂里来的人，我的那个长着一脸雀斑的同学，林和他的太太，甚至还包括海伦——他们全都抛了一些东西在脑后：未清的旧债、糟糕的开端、年迈的母亲、生病的父亲、头房太太和众多的孩子、迷信和中国阴历的命运。

我甚至害怕我过去的生活会把我抓住。但是后来中国灭了灯，关了门，告诉大家说要安静。那儿所有的人都变得像鬼似的，我们看不见他们，也听不见他们。于是我以为这下子我真的能忘记一切了，没有人能够出来唤起我的回忆。

可就在这时，海伦想从台湾过来。我只能让她来。她告诉我，好多年前我还欠着一笔账，现在我得还她。所以，我就在1953年告诉美国移民局的官员，海伦是我的姐姐，是我父亲五个太太中的一个生的。她新来乍到，我不能同我们教堂里的朋友说我父亲有五个太太，我自己是牧师的妻子，我怎么能够说这话？

所以我只能说海伦是我多年前的嫂子，曾经嫁给我的哥哥，一个国民党的大英雄，死于战乱。太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