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然是蒜，但也是值得思的。

一夜不受扰的睡眠比世上一切遭遇都更为重要！

也没有炮弹掉下来…我一会儿记起它们在上飞过时的呼呼的声音，一会儿记起越来越的尖啸声和爆炸的轰隆声。迫击炮弹的嗖嗖声是多么温柔。而天产下的四个卵震得周围天摇地动。我记起伏尔姆迪特城下的烂泥，我就是从那里被抓走的，我们的人现在还在那里踩着烂泥和雪，不让德军从大包围圈中逃去。

他们转过了去，拿手帕蒙上睛遮住两百瓦的灯光，用巾缠住那只放在被上面挨冻的手臂，象小偷似地把另一只手臂藏起来，于是就睡着了。

就在这里，在监室里，在一本偶然落到我们手中的关于一九0五年革命的书中，我们就读到了法斯科的姓名。法斯科是很久很久前的社会民主党人，以至于现在已经不像是这样的人了。

他得到自己的第一个刑期时，还是个年轻人，是在一九0四年，但据一九0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宣言》被完全释放了。

我们中间谁没有从中学历史课本和《简明教程》中知并且背得瓜烂熟，说这个卑鄙挑衅的“宣言”是对自由的嘲，说沙皇下命令“死者得自由，活人牢监”呢？但这句俏话是骗人的。据这个宣言，允许一切政治党派的存在，召开了杜，并且实行了诚实的极端广泛的大赦（至于是被迫的，那是另一回事），那就是：一据大赦令，无例外地、不分刑期和刑，不多不少地释放了一切政治犯。只有刑事犯还留下来继续坐牢

这些正是他们住过的监室。但监室的墙——从那时起糊墙纸已几经撕掉，不止一次地抹过灰泥，粉刷过，油漆过——已经不能向我们提供往日的任何痕迹（相反，它们通过窃听凝神地听着我们关于这些监室的老住，关于在这里行过的谈话，关于从这里押上刑场、走向索洛维茨的那些思想，什么地方也没有写下来，说来。一卷这样的作品抵得上四十车厢我国当代的著作，但是大约已经不会现了。

末了。但关于雅尔塔会议，关于东普鲁士的包抄，以及关于我军从一月中旬开始的华沙攻势，甚至关于盟军的十二月惨退，他们都一无所知。据条令，受侦查人不应当知外世界的任何情况——所以他们也就什么都不知。

监室里还有一张桌。桌上，在最显的地方，放着茶壶、象棋、一叠书（我还木知为什么要放在最显的地方。原来又是依照卢宾卡的规矩：时时刻刻地通过监视孔窥看时，看守应当确信，没有人滥用行政当局的这些恩赐：没有人用茶壶来凿墙，没有人甘冒自绝于人民、当不成苏联公民的危险，把棋吞肚里；没有人想法着书籍企图把监狱烧掉。而囚犯自己的镜被认为是那么危险的武，所以夜里不准放在桌上，看守把它们收去到早晨再发还）。

我愿意用半个晚上的时间把这些全告诉他们——我怀着那样的自豪，好像一切胜利和包围都是我亲手的事情。但是这时看守把我的床拿了来，应当没有声响地把它放好。给我帮忙的是一个同我年龄不相上下的小伙，也是个军人：他的飞行员的制服和船形帽就挂在床栏杆上。他还在小老以前就向我问过话，只是不是问战事，而是问有没有烟草。但是，不我对我的新朋友们怎样敞开心，不在几分钟内所说的话是多么少——我的这个同龄人及前线战友却使我到有某格格不的东西，于是我就对他立即并永远关上了门。

我的床已经放好——这时我本应开始讲述（当然是躺着低声讲，免得上被人从这舒适地方送禁闭室），但我们的第三个同监难友，中年人，剃的上已经长白的发楂，不很满意地瞧着我，带着那使北方人的面容生的严峻神气说：

我却躺着，充满与人们在一起度节目的觉。一小时前我还不能指望他们会把我和什么人带到一起。我可能什么人也见不到就在后脑门挨上一颗弹而结束生命（侦查员老是这样向我许愿）。我上依旧悬着侦查的重压，但是它已经远远地退居次要地位！明天我将讲述（当然不是关于自己的案），他们明天也将讲述——明天将是一个多么有意思的日呀，我生活中最好的一个日（我很早就清楚地意识到：监狱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无底渊，而是生活中最重大的转折）。

同我在这里邂逅相遇的人们在一起，是不会到无聊的。有可以听一听的人，有可以比一比的人。

（我还不知有“耳目”这个词，也不知在每个监室里都应当有这“耳目”一般说我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好并说来我不喜格奥尔吉-克拉连科这个人——而我上的神继电、探测继电就已经发生了作用，于是我便对这个人永远关闭起来了。这情形如果是绝无仅有的，我就不会去提它了。但是，我很快就怀着惊奇、兴奋和不安的心情觉到，我里面的那个探测继电的功能变成了我的固有的天。岁月逝，我同几千几百个人在一专板铺上躺过，在一个队列里走过，在一个小队里工作过，这个丝毫不是我创造来的神秘的探测继电总是在我想到它以前就已发生作用，在一见到人的脸孔、睛，一听到最初的声音时就发生作用——它叫我向这个人敞开大门，或者只开一条，或者关得死死的。这总是那么准确无误，以致我开始觉得行动特派员们为安排线而费的工夫完全是瞎忙。因为谁充当了叛徒的角，总会在脸上、声音里显来，有的似乎假装得很巧妙——但不净。反过来，探测还帮助我识别对什么人初次相逢便可以推心置腹，把足以掉脑袋的隐情和秘密向他公开。我度过了八年的监禁，三年的放，还有六年风险丝毫不小于前者的地下写作生涯，——在这十七年里我冒失地对好几十人开诚相见——却一次也没有失误！——这类事情我未见有人写过，在这里写来仅供心理学好者们参考。我觉得，这样的神装置在我们中间的许多人上都有，但是，我们这些过分推崇技术和理智的时代的人，都忽视这奇迹，不让它在我们上发展起来）。

多么舒适的生活呀！——象棋，书籍，弹簧床，厚厚的垫，净的被单。是呀，我不记得整个战争中哪天这样睡过。得亮亮的镶木地板。从窗到门几乎可以走四步路。这不枉是中心政治监狱——纯粹的疗养院。

那些还活着的，只能告诉我们一些蒜：这里过去是木床，床垫里装的是麦草。还在二十年代，在给窗上笼之前，窗玻璃直到最上都已经涂了白垩。而笼在一九二三年确确实实就已经有了（我们却一致以为是贝利亚平的事）。对于敲墙打暗号对话，据说这里在二十年代还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那时还莫名其妙地保存着沙皇监狱的荒唐传统：一个犯人如果不和邻室敲敲打打，那他还有什么可呢？还有：整个二十年代这里的看守都是拉脱维亚人（有从拉脱维亚步兵中来的，有的不是），送饭的也都是材大的拉脱维亚女人。

在失去了的许多尺度中，我们还失去了这样一个，那就是在我们之前用俄语说过话和写作过的那些人的度的定。奇怪的是，在我们革命前的著作中，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描写。我们描写的，要不就是多余的人，要不就是脆弱的、缺乏适应能力的幻想家。单凭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几乎没法理解：俄罗斯靠什么人维持了十个世纪，是靠什么人支撑着的？而且它最近这半个世纪，还不是靠他们过来的吗？而且是更加要靠它们了。另外还有这些幻想家们。他们看到的太多，所以不能选定一。他们对崇的事追求得太烈，所以不能在地上站车。在每一个社会衰亡之前，总会现那么一个明智的思想者的阶层-一思想者，仅此而已。而他们受到怎样的嘲笑啊！受到怎样的戏啊！他们只能得到害群之的外号。因为这些人是香味过分幽雅的早开的朵，所以他们就落到了刈草机的刀下。在私生活中，他们特别没有办法：既不会卑躬屈膝，又不会装模作样，也不会搞好关系，动不动就是意见、激动、抗议。这样的人正好是对草机收割的对象。这样的人正好被铡草机粉碎。

“明天再说。夜晚是为了睡觉的。”

监室里的每个细节都使我发生兴趣，睡意不知消失到哪儿去了，当监视孔中没有人瞧着的时候，我便偷偷地研究起来。瞧，在一面墙的上边，有一个三砖宽的不大的凹，上面挂着蓝纸帘。我已经打听来：这是窗，啊！——在监室里有窗！——而纸帘则是防空的伪装。明天将有微弱的白昼亮光来，在白天将有几分钟的时间关掉刺的电灯。这是多么了不起呀！——白天可以生活在白昼的亮光下！

那个有着一双生动的眉的小老（在六十三岁的年纪，他显得完全不像个老）叫阿纳托里-伊里奇-法斯科。他，作为旧俄罗斯监狱传统的保存者和俄国历次革命的活历史，使我们的卢宾卡监室大为生。他保存在记忆里的东西，好似衡量一切过去发生的事情和现在发生的事情的一比例尺。这样的人不仅在监室中是可贵的，而且在整个社会里也是很缺少的。

我本人很需要这个苏联的主要政治监狱，谢谢把我带到了这里：我关于布哈林想过很多，我想会一下当时的情景。然而，有一觉，好象我们已经忘乎所以了，把我们关任何一个省的内监牢里也够抬举的了。而这个地方——是太大的荣幸。

见你们的鬼去吗，不要我打仗——一那就不打。

我一开向他们介绍外面的情况，便觉到一使我为难的但一下又抓不住的东西，当时就把它明确地说来我还没有那个能力：（从我们每个人被捕时起）世界上一切事情都反转过来了，或者说一切概念都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我那么陶醉地开始讲述的东西，也许对于我们本不是值得兴的。

这是最明智的意见。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时刻都可能被拽去审讯并在那里一直呆到早晨六钟，那时侦查员要去睡觉了，而这里却已经禁止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