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利和德国的较少；东欧其他国家几乎没有俄国侨民。

与西边相呼应，一九四五年从满洲也涌出了一条流亡者的水流（有的木星马上逮捕：邀请他们以自由人身份全家回国，在国内把家拆散，送去流放，或者关进监狱）。

整个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有一条总算是真的反苏维埃政权分子（弗拉索夫分子、哥萨克一克拉斯诺夫分子、希特勒建立的民族部队中的穆斯林）的巨流向着群岛滚滚流去，他们中间有的是死心塌地的，有的是胁从的。

与他们一起，抓获了不下一百万从苏维埃政权下逃出来的男男女女、老老小小的难民。这些平民起初在盟军占领区成功地隐藏了起来，但在一九四六一四七年被盟国当局奸诈地送还到苏联手里。

数目不详的波兰人一国家军的成员、米科瓦伊奇克的拥护者，在一九四五年经过我国监狱进入了古拉格。

还有若干数量的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

从战争结束时起，后来多年不断地滚滚流淌着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班杰拉分子）的充沛的水流。

在这个几百万人的战后大迁徙的背景上，很少有人察觉这样一些小股细流，如：

勾搭外国人的女郎（一九四六一四七年）即允许外国人向自己献殷勤的女郎。对这些女郎依三十五条7（社会危险分子）治罪；

西班牙子女就是那些在他们的国内战争时期被带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成年了的人。他们虽然是我国寄宿学校里教育出来的，但同我们的生活却很不合拍，许多人闹着“回家”也给了他们三十五条7，社会危险分子，特别顽固的一五十八条6，替…美国当间谍。

（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也不忘记一九四七年发生的一股短短的…神甫返流。是呀！真是奇迹！三十年来第一次释放神甫！说实在的，并没有到一个一个劳改营去找寻这些人，凡是外面的人记得并能说出名字和准确地点来的一就释放出来，以便加强正在重建的教会）。

应当提醒大家，这一章决不企图列举所有肥沃了古拉格土地的水流而只举出其中具有政治色彩的水流。好像上解剖学课程，详细描述了血液循环系统之后，可以接着从头详细描述淋巴系统。我们也可以接着从头考察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五三年的普通刑事犯和真正的刑事惯犯的水流。这种描述也可能会占不少篇幅。这可能会使许多著名的、现在已经部分遗忘了的（尽管从来也没有用法律手续废除过）、给贪得无厌的群岛供应了丰富的人的原料的法令得到阐明。那是关于旷工的法令。那是关于生产劣质产品的法令。那是关于私自造酒的法令（贯彻这项法令的高xdx潮是一九二二年，但在整个二十年代都抓得很多）。那是关于惩治集体农庄庄员不完成规定出工天数的法令。那是关于在铁路上实施军事状态的法令（一九四三年四月，根本不是在战争刚开始时，而是在它的好转期）。

按照古已有之的彼得大帝的传统，每颁布一项这样的新法令，就是当前最重要的法规，毫不考虑甚至不记得前一项法规。这些不接头的地方，要求法学家们去协调，但是他们干得并不热心，也不十分顺利。

法令的这种脉动造成国内惯犯犯罪和“普通”犯罪的奇怪景象。你会发觉，无论偷盗、杀人、私自造酒或强xx，都不是时而在这里或那里作案，都不是由于人的弱点、淫欲和放纵而偶然发生，不是的！全国的犯罪作案显示出令人惊奇的一致性和单调性。一会儿全国遍地是强xx犯，一会儿只有杀人犯，一会儿全是私自造酒者，对政府的最新法令做出十分敏感的反应。每种犯罪好象自己凑上去挨法令的打击，以便尽快消失！只要英明法律制定了和加重了对某种犯罪的惩治办法，在全国各地这个种类的犯罪率立即激增起来。

铁路军事化法令把战争年代铁路工作人员中占最大多数的妇女和少年赶上了军事法庭，他们没有经过兵营的训练，常常迟到和违反制度。关于不完成出工天数的法令简化了放逐那些不愿白干活的集体农在庄员的手续。如果以前为此需要经过法院审判，并适用“经济反革命”的条文，那么现在只要一纸区执委会批准的集体农庄决议就够了；而且庄员们本身知道尽管被流放，可是不被划成人民敌人，也觉比较轻快。（规定的出工天数在不同地区各不相同，对高加索人最优待七十五个劳动日，但连他们也有不少人被送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去流放八年。）

然而，在这一章里，我们不打算对惯犯犯罪和“普通”犯罪作长篇大论的和富有成果的考察。只是既然已经讲到了一九四七年，我们就不能对一项最宏伟的斯大林的法令缄口不言。论述一九三二年时，我们已经提到过著名的“八月七日法”或“八七法”依照这个法律，许多人因一颗穗头、一根黄瓜、两个土豆、一块木头、一轴线（在笔录中写的是“二百米缝纫用材料”毕竟不好意思写“一轴线”）而被关进狱中，刑期都是十年。

但是，斯大林所理解的时代的需要在变化，在等待一场酷烈的战争时，十年好象是够了，现时，在取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后，看起来就有点单薄了。于是又一次置法典于不顾，或者是因为忘记了已经有过许许多多关于偷盗的条文和法令一九四七年六月四日宣布了一项使它们一概不作数的法令，不知发愁的犯人们立刻把它命名为“六四”法令。

新法令的优越性首先就在于它的新鲜：法令一出，这类犯罪就应当随之勃发，保证为新判犯人流提供充沛的水源。但更大的优越性在于刑期：如果去剃穗头的，为了壮胆，不是一个乡下丫头，而是三个（“有组织的匪伙”），去偷黄瓜或苹果的是几个十二岁的淘气孩子，那么他们得到的是二十年以下的劳改；在工厂里最高刑提到二十五年（这个四分之一世纪的刑期是在人道地废除死刑前几天施行的，用以代管死刑）。最后，一个由来已久的歪理什么只有政治不检举行为才是国事罪如今被纠正了。现在对有关盗窃国家或集体农庄财产的不检举行为，也处以三年劳改或七年流放。

在法令颁布后的最初几年，成师的城乡居民被遣送去耕种古拉格群岛的土地，替代那里死绝了的土著居民。诚然，这些水流是通过民警机关和普通法院到那里去的，没有充塞战后年代本来就已经过分满溢的国家安全机关的渠道。

斯大林的这条新路线现在，在战胜法西斯主义以后，应当空前起劲、大量和长久地捕人当然马上就在政治犯方面反映出来。

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迫害和监视明显加强的一九四八四九年，扮演了一出连斯大林的不讲理时代也是前所未见的“二进宫”的悲喜剧。

用古拉格的语言就是这样来称呼那些一九三七年留下一条命的不幸的人们，他们熬过了不堪设想的、难以忍受的十年，现在，在一九四七四八年，备受折磨、精疲力尽以后，居然得以怯生生地跨上自由的土地希望能悄悄地度过短促的残生。但是某种野蛮的幻想（或者是固执的狠毒心肠，或者是不知厌足的报复心理）促使大元帅一胜利者发布一道命令：把所有这些残废人重新关起来，无须有新的罪过！往吞咽机里填塞它本身的下脚料，这甚至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他都不利。但斯大林正是下了这样的命令。这是历史人物对历史必要性要脾气之一例。

于是，又来抓所有这些刚刚在新的地方或新的家庭安下身来的人。来抓的人无精打采地抓，被抓的人无精打采地去。他们对于全部苦难历程早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没有问“为了什么？”也没有向亲人说“我会回来的，”他们挑些比较脏的衣服穿上，在劳动营制的烟荷包里装满马合烟，便去签署笔录（而笔录总共只有一条：“是你坐过牢吗？”一“是我。”“再坐十年。”）

这时，君主突然想起，光把一九三七年活下来的人关起来一这太少！还有他们那些不共戴天的仇敌的子女不是也应当关起来嘛！要知道他们一天天长大，还会想起报仇的（也许他晚饭吃得太饱，做了个和这类子女狭路相逢的恶梦）。经过考虑、估量，开始抓子女，但不多。抓的是将领们的子女，托洛茨基分子的还不是全部！这样就开始了一条子女一复仇者的水流（十七岁的林娜·科萨列娃和三十五岁的叶林娜·拉科夫斯卡娅都落入这类子女行列）。

在欧洲大混杂以后，斯大林在一九四八年终于又把屋墙筑得牢牢的，把天花板钉得低低的，在这个密不透风的空间里把原来一九三七年的空气搞得浓浓的。

于是，在一九四八、四九和五0年一连串地出现了。

臆想的间谍（十年前是德田间谍，现在是英美间谍）；

教徒（这一次多数是教派分子）；

还没有斩尽杀绝的瓦维洛夫派和孟德尔派的遗传学家与育种学家；

亲西方思想还没有完全被吓掉的普通有知识有头脑的人们（大学生从严）。时髦的罪名是；

BAT吹捧美国技术；

BAII吹捧美国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