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到家里敲门进去加以逮捕的（要敲的话，也得由房屋管理员或邮递员去敲），也不是对任何人都可以在工作地点加以逮捕。如果预定要逮捕的人极为机灵，逮捕宜于在离开他所习惯的环境的地方进行——离开他的家属，离开同事，离开志同道合者，离开密室：他什么也不应当来得及销毁掉、藏起来、转移出去。对于军界的或党的大官们，有时先给一个新的任命，拨给一节有客厅的车厢，在途中再加以逮捕。某一个被挨家逐户的捕人吓呆了的，已经整一个星期因上司阴沉冷漠的脸神而惴惴不安的无名小卒——突然被叫到工会委员会去，在那里满面春风地给了他一张到索契去的疗养证。家兔感动了——这么说，他的恐惧是徒然的。他表示感谢，他欢天喜地急急忙忙跑回家去收拾箱子。离开车还有两小时，他责骂笨手笨脚的老婆。好了，终于到达了车站！还有时间。在旅客候车室里，或者在卖啤酒的柜台旁，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喊了他一声：“彼得-伊凡内奇，您没有认出我来吗？”彼得-伊凡内奇不知如何是好：“好像没有，虽然…”年轻人态度十分亲热地说：“啊，可不，可不，我来提醒您吧…”接着向彼得-伊凡内奇的妻子恭敬地哈腰请求：“请您原谅，您的丈夫过一会儿就…”妻子允许了，这个陌生人就像知交似地挽着彼得-伊凡内奇的手把他带走了——永远或者为期十年！

车站四周熙熙攘攘什么也没有察觉，…爱好旅行的公民们！不要忘记，在每个车站上都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派出机构和几间监室。

假熟人的这种纠缠是那样厉害，一个没有受过劳改营狼一般训练的人是不那么能够轻易摆脱掉的。不要以为，如果你是美国大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譬如名叫亚历山大-德-，那么你就不会光天化日之下在高尔基大街中央电报大楼近旁被逮捕。你的素昧平生的朋友穿过稠密的人群向你奔来，摊开那善于抓捕的双手：“萨夏！”他不是埋伏在一边，而是干脆朝你喊“喂，好朋友！多少年不见了！？来，咱们往旁边站站，别妨碍人家。”而在旁边，在人行道边，这时正好开来一辆“胜利牌”小汽车…（过几天塔斯社将在各报愤怒声明：有关方面对亚历山大-德-失踪一事毫无所知）。是啊，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好汉们在布鲁塞尔也搞过这样的逮捕（若拉-勃列德诺夫就是这样被捕的），在莫斯科算个什么。

应当给机关以应有的赞扬：在演说家的讲话、剧院的演出和妇女服装式样都像是从传送带生产出来的时代，逮捕方式还能使人感到一些多样性。你被带到工厂出人口的一旁，在你用通行证确证了自己身份以后——你就被抓走了；你发着三十九度的高烧被从军医院抓走（安斯-伯恩施坦），而医生却并没有对你的逮捕表示反对（他反对试试！）；你直接从手术台上、在做胃溃疡手术时被抓走（H。M-沃罗比尧夫，边疆区国民教育局督学，一九三六年）——半死不活地，全身是血，就被送进了牢房（卡尔普尼奇回忆）；你（纳吉亚-列维茨卡妮）要求会见被判刑的母亲。给你会见！——而这却是对质和逮捕！你在食品店被请到定购部去，在那里就把你逮捕；逮捕你的人是你看在基督面上让他在家留宿了一夜的朝圣者；逮捕你的是来抄电表的电工；逮捕你的是在街上与你相撞的骑自行车人；铁路乘务员、出租汽车司机、储蓄所职员和电影院管理人员——所有这些人都会逮捕你，你只是事后才会看到藏得很好的深红色证件。

有时，逮捕好像是一种游戏，在这上面用了多少过分多余的奇思巧想，花了多少吃饱了没处消耗的精力，其实，不这样做遭难者也不会作什么抵抗的。是否行动人员想这样来显示自己的工作，来为其众多的人数进行辩解。其实看来只需给所有预定要抓起来的家兔们分送去传票就够了——他们自己就会在指定的时刻带着小包裹走进国家安全机关的黑色铁门，以便在给他们预定好的牢房里占有一席之地。（对集体农庄庄员正是这样逮捕的，难道还需要夜间穿过荒郊野地上他家去？把他叫到村苏维埃去逮捕起来就行了。粗活工人一般是叫到办公室去逮捕。）

当然，任何机器都有自己的吞进额，超过这个定额它是办不到的。在紧绷绷满腾腾的一九四五——四六年，那时一辆一辆的军用列车从欧洲开来，需要一下子把它们全部吞进并送到古拉格群岛去，——这种花样丰富的游戏已经没有了，理论也大大地褪色了，举行仪式用的羽饰也丢光了，结果几十万人的逮捕弄得像于巴巴的点名：拿一张名单站在那里，从一列车里喊名叫出来，再关进另一列车去，这就是逮捕的全貌。